荒诞回乡之旅

2017-01-21 09:52:38

秦联奎,老上海称之为“通天眼”,识人断事之明,一时无二,杜月笙最亲密的“参谋”之一。杜月笙座上宾的传奇经历,“填房”是什么?

我最早的童年记忆是1946年我五岁时的夏天。那时,我们全家去香港避难。我在一艘驶过南海的客轮上。

秦联奎,老上海称之为“通天眼”,识人断事之明,一时无二,杜月笙最亲密的“参谋”之一。

我父亲秦联奎,生于1888年(清德宗光绪十四年),比毛泽东大五岁,比蒋介石小一岁。他成长在政治与社会的动荡时期,正处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被一个软弱、不稳定的共和政体所取代的时候。他在二十几岁时按自己的意愿娶了一位苏州姑娘曹月恒。他俩养育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

但在当时,合乎礼法的婚配应该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而且一夫多妻又是相当普遍的事,所以我父亲在和他的苏州美人成亲之后,娶了一房正室,名叫许佩华,是他昔日恩师的妹妹。成亲以前,他从未见过她。他的一个姐姐曾经代表男家去相亲,形容她“颇有姿色”。但是拜堂过后,当他掀起新娘的红盖头时,却看见一个长了一对小眯缝眼的容貌平庸的女人。于是没过多久,他便又回到他的初恋美人身边,而他的正室只好独守空房了。

到我父亲和我母亲秦昭华结婚的时候,他早年的两个妻子都已病故了,照中国的说法这叫“填房”。

秦联奎的生命写满了传奇,后续将有专文以飨读者。父亲在香港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不能从事英国的法律事务,病情日益严重,性格也日益孤僻。我们住在一个比较好的地区一幢三层楼的租赁房屋里,与另一家合用一个厨房。虽然我们家安装了抽水马桶,但我还清楚地记得运粪工人的吆喝声。他们每晚都会来收集邻居厕所中的粪便。我们的邻居和香港的大多数居民一样讲广东话,我们却只会讲上海话。

在当时的香港,说粤语的人是有非常鄙视上海人的。

所以,虽然我出生在香港,却没有这个城市的归属感。这种疏离的感觉随着我们家日渐贫困而日益加重着。我们学校允许家境贫寒的学生少交一些学费,学费需按月缴纳。每个月老师都会当着全班的面读出每个孩子所交的数目,我的名字总是排在最后几名,因为我比别的孩子交得少。

中国最古老的律师证书。美籍华裔回乡时的特殊待遇令人结舌

我十九岁时离开香港到了美国。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解冻,我才决定回到中国,与那些我没听说过名字、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我不知道他们存在的亲属相认。

我到加拿大渥太华新建的中国使馆去申请签证,尽管我是以私人身份申请入境的,但是由于我当时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国外新闻部工作,因而使馆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我的申请,他们告诉我这项申请需要得到中国外交部的批准。后来,我飞到香港,向中国政府在港代理机构中国旅行社陈情,提出我有作为“同胞”访华的权利。因为我出生在香港,按照中国的看法,尽管香港由英国管辖,它仍是中国的领土。同胞的身份和外国人不一样,同胞不需要入境签证,因为从理论上说,他们不过是从国土上的一处迁到另一处而已。几番交涉之后,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我得到了一封“回乡介绍信”。

在边界,我们跨过了一座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内地分割开的破木桥,一边飘扬着英国国旗,另一边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跨过这座桥之后,所有乘客就被带到一间大棚屋里接受移民与海关官员的询查。

香港新界直接跟内地接壤。大多数地方以深圳河为界,隔河相望。在沙头角一带,是直接接壤的。其中,沙头角的中英街是比较有名的景点,以一条街分界,也就大概几米宽的一条街,很窄,一不小心就跑到对面去了。

盘问我的那个人不厌其烦地询问我的背景、工作、亲属和朋友。他让我掏出口袋里的所有东西。我的一个口袋里装了我在香港遇到的几个人的名片,盘问我的人对他们所有人都极其关切。他也问及有关我父母与兄弟姐妹的情况。对于我的回答,他全部记了下来。然后他又以不同的方式,将同样的问题从头再问了一遍。于是这场盘问又进行了一个小时。

最后,他终于认定我不会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什么直接威胁,允许我通过了海关,但我带的一些香港报纸却被没收了。

离开香港以前,中国旅行社曾建议我住在广州的华侨饭店,可是当我抵达那里时,服务台后面的年轻女接待员却告诉我饭店已经客满了,而且她还拒绝为我介绍另一家饭店。 “香港同胞一般都住在亲戚家里,”她说,“我们只接待国外华侨。”我一下子窘在那里了。我是以同胞身份入境的,却因此无法入住旅馆。如果我坦白告诉她,我实际上是从纽约来的,又恐怕会引起别的麻烦。但我别无选择。于是我拿出自己的美籍身份证明,向她解释说,虽然我是香港同胞,但住在美国。接待员的态度一下就变了。这次她告诉我不但有房间,而且还可以选择。最好的房间十美元一天,有浴室、电话和电扇,我就住下了。这些如今繁华至极的地方,曾经都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饭店——华侨饭店。

我从上海北上到北京,发现这两个城市存在十分鲜明的对比。上海是令人感到压抑的,作为曾经的世界性大都市,它华丽的外壳—那些西式风格的建筑物,在被人们忽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已经逐渐倾圮了。北京是壮丽的:雄伟的长城蜿蜒在城北,广阔的天安门广场置身城中心—“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在这里检阅了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还有长安街这条建于15世纪明代的大街,其宽阔足以容纳超过十车道的车辆通行。北京整个城市都传递给人一种历史感,透露出它是一个古老但仍然生机勃勃的文明的中心。

这次中国之行虽然短暂,却令我兴奋不已,它标志着我多年向往和梦想的实现。通过此行我所了解的有关祖国的情况,要比我通过多年阅读所知道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产生了一种急于想去填补我对家族的空白印象的使命感。

(本文摘自——《祖先——一个家族的千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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