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巴历史紧密相关的中国华侨

2017-01-21 09:51:43

记者:很少有人了解华侨在古巴的历史,这段历史是如何开始的?

雷竞璇: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中国人正式开始大量移居美洲,这一年,两艘船从厦门出发,向西行驶,经印度洋、大西洋抵达古巴,运去六百多名中国人,是被卖“猪仔”送去当苦力的。当时正是美洲大陆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时期。19世纪后半期被贩运到美洲的中国人,数目在二十五至三十万之间,以古巴、秘鲁两地人数最多。自此之后,中国人就一直在古巴,未尝中断,当美国厉行排华时,加州等地的中国人又移居过来,于是古巴形成了美洲大陆最庞大的华人群体。

清末时中国和古巴还没有邦交,去古巴的中国人一般都是社会底层,在海外孤立无援。不过,仍有一些别的东西随他们一起抵达古巴,比较特别的,一个是中国民间的表演艺术,包括音乐和戏剧。另一个就是中医术。古巴有一句谚语:eso no lo cura ni el medico chino,意思是这种病连中国医生都治不了,即无药可救。19世纪贩运华工到古巴的时期,海上航程一般三四个月,船只要配备医生,于是,中医很早便伴随远洋船只到达古巴,部分留下来在当地行医,形成不少真假难分的传说。当时,古巴报纸采访过中医,古巴作家还创作了一部话剧叫做《中国医生》。中国和古巴之间的文化交流一开始就在这种基础上建立了起来,派生的,潜移默化的。

记者:1959年古巴革命对华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有那么多华侨参与到古巴革命中?

雷竞璇:1959年革命之后,古巴华侨内部的冲突其实很激烈。国民党在古巴的分部是它在海外最庞大的,有自己的日报和党部大楼。革命后,华侨中的左派夺取了权力,大部分国民党的人之后离开了古巴。其实,普通的华侨传统上是不过问当地政治的,这是超出能力范围的事。但是古巴革命似乎比较特别。可能的原因,第一,参军打仗可以帮助他们脱离原先贫困的生活;第二,1959年参加革命的有很多第二代华侨,他们感觉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有能力参与政治了;第三,华侨一般有爱国情绪,早在20世纪20年代,古巴华侨当中就出现了一批“马列分子”,他们未必是共产党员,但非常拥护或向往中国革命,其中最为知名的一位叫黄淘白(Jose Wong)。1930年,黄淘白遭杀害,自此成为古巴“左倾”华侨心目中的烈士。古巴革命时,华侨组织的武装队伍就叫做“黄淘白民兵队”。

记者:除了参与古巴革命的华侨之外,其余华侨的情形是怎样的?

雷竞璇:参与古巴革命的华侨在总体华侨里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当时绝大部分华侨还是只希望赚点钱寄回家乡去,等到自己老了就回乡。对这些华侨而言,古巴革命对他们人生的影响是悲剧性的。去的时候,谁也没料到古巴会发生革命,最后是生意做不下去,钱寄不回去,自己也回不了国。

对华侨打击最大的是更换货币。革命后,古巴政府宣布,要在某一天把所有钱都存进银行,不存的话就作废,之后只能定期领出规定数额的新货币。老一辈的华侨大都不信任银行,钱自己存起来,然后寄到乡下去。就在他们犹豫的时间中,错过了换货币的机会,结果存的钱都作废了。我听说有一个华侨,在家里存了一大笔钱,当时没有去换。后来他终于有机会回中国,临走前,每天晚上在家里用火烧已经没用的钱,烧了许多天。这类故事相当多。

记者:对于这段华侨史,您觉得该如何看待?您在访谈或是写作时,有着怎样的感受?

雷竞璇:我个人很同情这些华侨。他们没有料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不幸的遭遇。我在听他们讲述的时候,会想起我祖父、父亲的经历,在探访古巴期间,心情一直很压抑。我父亲、祖父最终还能回到香港,而他们很多人根本连回来的机会都没有。十个华侨中有九个在当地没有完整的家庭,一个人在那里孤独地面对年老,怀念永远也回不去的家乡。这是一段悲哀的历史。有一个华侨家庭是我访问的最后一天才找到的,没有记在书里,这家人三代同堂,是一个少有的完整家庭,这次访谈是我唯一感到欣悦的一趟。

所以,这本《远在古巴》也算是我尽的一点努力。如果没有这些记录,可能连有限的东西都留不下来,这批华侨的历史将被整个地遗忘。

记者:您三次访古,总共访谈了三十多位老华侨。您是如何选择这些访问对象的?

雷竞璇:2010年我第一次到古巴时,当地尚余老华侨三百人左右;2013年1月重返古巴,只剩下约二百人;2013年12月第三次到古巴,仍在的老华侨约一百五十人,成为“珍稀动物”了。到这本书问世,还剩下多少无从得知,但这个群体即将消失,则可预见。因此,我没有特别挑选的余地,就是一个个寻找,找到谁就和谁聊。愿意接受访问的,我就坐下来请他吃顿饭,打开录音机。除了个别几位,因为生活经验不是很丰富,不愿意接受访问之外,其他的都很乐意和我谈。不过,这些老华侨文化水平不高,语言能力不是很强,怎么能慢慢引导他们讲话,还需要一定技巧。能懂他们的方言非常重要,幸好我从小说台山话,和他们交流没有问题。

记者:这些老华侨对中国的印象是怎样的?现在他们还想回中国吗?

雷竞璇:1959年之后,古巴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古巴被美国封锁,外面的消息很难传入,同时,古巴本身对新闻和言论也有控制。另一方面,革命后,有能力离开的华侨都离开了,留下来的华侨文化水平都较低,他们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与外界隔绝。比如有人会问我,香港的某地方还在不在?其实这个地方早就没有了。这是一种很奇怪的面貌,不恰当的比喻,有点像《桃花源记》里写的“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老华侨都非常怀念中国,但对中国几十年来具体发生了什么其实不清楚,只知道现在中国强大了,就很高兴,因为他们出国时,中国还是贫穷、落后的。

古巴和美国等国家不同,种族非常混杂,因而种族歧视不严重,社会比较平等。这是老华侨选择到古巴去的一个因素。现在,随着古巴的开放,渐渐地又有许多中国人前往古巴,留学、投资、经商。这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些新到古巴的中国人不再讲台山话或是广东话,而是讲标准的普通话,和这本书里记录的那些因为家乡贫困、生活艰苦而到海外谋生、寄钱回乡的老华侨完全不同了。

记者:您的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种口述史吗?

雷竞璇:我做的这件事确实是口述史。不过,我自己读历史系出身,一直对口述史抱有怀疑的态度。第一,人的记忆是有误差的,常常前后矛盾。第二,个人的看法总是片面的。历史主要还是要通过文献整理。我以前也没有做过口述史项目,但是,这次我意识到,不这样做就没有别的办法去保留这份历史记忆了。这些老华侨自己没有能力写,古巴当地的文献也非常不齐全。老华侨们讲述的肯定有不准确的地方,例如有些回忆太痛苦,不想再提。但是,整体的历史面貌还是可以从中得到反映。访谈老华侨的完整口述文本我也已经整理好,15万字左右,后续我会核查很多资料去校订它。

(文:黄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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