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火花

文/ 邓飞   2017-01-21 09:49:10

夜,南海上,一艘邮轮安静游弋。庞大邮轮上的小剧场内,天涯社区年度颁奖晚会正热火朝天。

2011年2月25日晚,我获得“天涯社区2010年度记者”奖项。在过去一年,我用微博展现江西宜黄县一个钟姓家庭遭遇强拆的故事,导致该县一群官员落马。年末最后一天,我的微博网友在江苏的一个乡村,发现了一个我们寻觅3年的男孩。

我的邻座,是一名叫蔡加芹的年轻女孩,曾在贵州一个小学支教,被天涯网友评选为“中国最美支教教师”,和我一起等待颁奖。

她看见我的名字,有些惊讶。她说,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听课时,常听老师说到我。

人群里遇见熟人,当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喧哗中,我们低声交流。

她神色黯然,说回到城里后,总是忘不了她的学生们。我问,忘不了什么?她想了想说,是他们眼巴巴的眼神,很可怜。

我的心陡然一紧,追问,可怜?可怜什么?她说,每一次教师小食堂开饭,她端起饭盒,孩子们闻到香味,总是眼巴巴看着她,她只能把饭端回自己宿舍,关起门来悄悄吃完。

小学没有食堂,我能理解,但孩子们为什么不能回家呢?这让我很惊讶。我依稀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湖南洞庭湖边乡村里读小学。那时,我们中午回家吃饭,虽然清苦,但从来没有饿过肚子。

蔡看着我说,现在山区撤点并校,孩子们被集中在一个学校,上学路途太远,不能回家,他们早上6点多起床上学,下午四点半放学,回家已是天黑,才能吃上晚饭。

那,孩子们怎么应对中午的饥饿呢?蔡说他们一般趴在桌子上睡觉,实在顶不住,他们会去找水龙头喝凉水。

这令另一位邻座——《南方周末》评论员鄢烈山极为震惊。他一脸伤感,叹息说,三十年前他在湖北的乡村里忍饥挨饿,酸楚求学,怎么发展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

一股热血腾腾冲上头。我说,这样,我们去蔡老师的那个学校,给孩子们建一个食堂,让他们中午有饭吃。

有食堂,没钱做饭怎么办?

我说我们几个人一起筹钱,每年筹两三万元,给孩子们吃饭。

晚会继续热闹欢乐,没有人注意我们短暂的交头接耳,也不会知道我们犹如三只蝴蝶,扇动翅膀,竟会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动员和组织了记者、明星、大学生、政府公务员、企业家和公司职员等数百万人,截止到2013年10月,累计募捐7000万元,开餐学校328所,覆盖全国18个地区,累计受益人数78,721人,滚起一个巨大的民意雪球,并推动国家累计投入400亿元资金,并每年至少投入160亿元改善乡村孩子营养,深刻改变中国乡村教育格局,被业界评价为“中国慈善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更奇妙的是,这个奇迹还在持续引爆其他行动,开创了一个“微公益”的崭新时代,中国乡村儿童全面支持体系初具雏形,有力改善了6100万留守儿童的困境,一场温暖变革正在展开。

第二天,邮轮到香港,我和蔡约定,等待她提交学校材料,我先筹到钱,再去贵州。下船转道深圳,我发了一条微博,讲述我的海上旅行,有好友问我有无奇遇,我说有很多乡村孩子挨饿,要去看看。

这条微博只有12条评论,冷冷清清,但一个网友告诉我,可以找一个刚成立的公益组织帮忙,他们在玉树的帐篷里给孩子们做午餐。如同电石火花,我写下了第二条微博:“一起努力,贫困学生‘免费午餐’计划。”

今天,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怎么会蹦出这个想法。当时,我还不知道,当城市里一些家长担心孩子营养过剩时,在中国中西部的山区学校里,无数孩子还在遭受饥饿,营养不良导致了诸多问题。

后来,很多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会想到用“免费午餐”这四个字?这归功于以往的某一次阅读,我隐约记得,印度政府为解决小学生吃饭问题,10年前就推出免费校园午餐制度,俗称“免费午餐”。

数天后,北京建国门,《凤凰周刊》办公室里。我无意中翻到了一本最新的《新世纪周刊》,封面文章为《营养的贫困》,讲述了中国西部地区的乡村儿童普遍严重营养不良。文章说,2006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广西都安、河北崇礼、宁夏西吉和湖南泸溪四县的寄宿制小学就餐情况展开了5年调查。

1458名小学生中,生长迟缓率近12%,低体重率达到9%。平均每日摄入热量仅为推荐量的68%,钙、铁、锌等微量元素摄入量低于20%。

该调查发现,儿童营养不良率在贫困地区超过30%,而大城市低于1%;身高和体重水平比城市同龄儿童普遍相差2~3年。同时,营养供给不足还抑制了孩子们活泼好动的天性,对孩子们的体质体能、心智发育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这本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杂志一直以缜密、专业的调查报道著称。这组数据深深刺痛了我。同一片蓝天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

杂志总编辑胡舒立在微博上说:现实很穷困很复杂,需要我们的关心、思考,更需要实际行动。

封面上,显示这本杂志在2月28日发行,恰是我提出“乡村学生免费午餐”的第二天,俨然天意,令我目瞪口呆,却又热血奔涌。十分钟内,我连续发了两条微博:“中国贫困地区需要一顿免费午餐!”“呼吁免费午餐!”

接下来,我开始查询印度“免费午餐”的资料,得知这个由时任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卡马拉奇提出的概念,在印度教公益团体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已成功变成现实。由印度中央政府、地方邦政府和民间机构共同参与的“免费午餐”项目,每天向大约1.2亿名中小学生提供热饭热菜,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免费午餐”计划。

而日本在战后困难时期,坚持给小学生配发午餐,令孩子健康成长。在美国,也有此类由政府补贴午餐免费的制度,惠及3000万名学生。

《营养的贫困》报道的一个记者正是我的朋友,我约她吃晚饭。席间,我说我想做中国的“免费午餐”,一群人瞠目结舌:“这么大的事情,1个多亿的乡村儿童,你怎么可能做呢?”

我说,为什么印度都有,中国却没有?我就是要干!

有个人的眼睛开始闪亮,他叫胡益华,是我湖南老乡,他身材敦实,戴一副金丝眼镜,开过公司,现在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他说,我跟你一起干。

没有什么理由,或许是某种敏感性,但它一定来源于爱。我和他都是父亲,都有一个女儿,我们爱她们,对孩子的苦痛比较敏感。

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几天后,我获得了一个机会——正是胡舒立和她的财新杂志在全国选出一批从业5年以上的记者到广州中山大学驻校学习,这一项目叫“卓越记者驻校计划”,旨在为他们提供一个返校充电的机会。

新闻界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为我写了两封推荐信,我幸运地得到了这个机会。事后想来,也正是这三个月,让我摆脱日常工作,有一整块时间可以自由行动了。

飞机掠过北京,飞往南方。看着庞大的北京城一点点从机窗外隐去,变成某种背景。我有些兴奋:我要动手了,去做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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