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的诗与远方

文/ 子言   2016-12-19 12:41:38

十月下旬的河北威县,已有一丝寒。赵庄村就在离县城20里地的乡野中,村头有一片棉花地。这是我二访赵庄村,因为那里有一所据说被十余万人次参观学习的乡村学校。

这所位于冀南平原乡野的学校,地理位置尚属不错,在穿越威县的106国道东侧,一条村道的尽头。去年来的时候,村道泥泞坑洼,如今成8米宽的水泥路,而两边依旧是正在绽放的棉花。村民小春说,很多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种棉花不用怎么打理,留守家里的老人可以应付。路的深处,是村庄。村民的房屋大多是独门独院,厚实的围墙,高耸的门楼,紧闭的大铁门,肃穆而寂寥。偶尔大门下的三分之一小门敞开二分之一,进出的多是老人和妇女小孩。终于是路的尽头,一扇偌大的密封的铁门紧闭,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威县人才学校,到了。

这里有朗朗读书声

不起眼的校门,甚至有些颓废,很难想象这就是十余万人次的同行慕名学习的名校,竟然如此低调。低调的还有看守大门的大爷和大妈,从偏门探出头来,小春打了个招呼,铁门缓缓地拉开。

碰巧是上课时间,只有几个人来往于空荡荡的校园,而校园的硬件设施一如传统的北方乡村学校,简陋朴素,有几栋校舍斑驳的墙体如年轮般的皱纹老态尽显。据说,威县人才学校所在的这片土地,是1950年创建的威县赵庄师范旧址。1988年,驻赵庄三十八年的威县赵庄师范迁往县城,有部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被保存下来。在这个基础上,村长杨海亮找了几个合伙人,雇了三支建筑队对旧校舍进行了维修、改造和重建,几经周折,威县人才学校于1996年开张。

1996年,全国城镇化率已达30.48%,乡村劳动力外流、空巢化、土地荒废等社会问题已浮现,由此产生的蝴蝶效应也曾使建校之初的威县人才学校“缺”学生。

肩挑校长重担的杨海亮说:“办学之初原定招收小学一至六年级和初一的学生,却只招来了17名年龄不等的学生。”5位校长、20余名老师、17个学生,威县人才学校也遭遇到了“中国乡村教育的学校越来越‘小’,学生越来越少”的挑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曾发布过一篇《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报告显示,2000年到2010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以致农村学校日益荒芜凋敝。

是什么,让艰难启程的威县人才学校坚持到了今天?威县人才学校抓住了两个关键要素:留住好教师,提升教学质量。学校充分发挥民办教育的灵活性和优越性,筹借民间资本,确保老师的收入高出当地公办学校老师的一倍,稳住“军心”。收入有了保障,老师的干劲自然高涨,教学质量自然跟着提升。

终究,威县人才学校破釜沉舟的勇气得到了回报,到了第三个招生季,报读的学生已突破了500人。随着不断的教学方式优化改革,从模仿的“衡水模式”到自主研发的“3331模式”,威县人才学校趟出了一条独特的乡村教育道路,蜚声燕赵。

“那是新建的综合楼,”小春指着正前方一栋五层新楼,近年来学校生源井喷式增长,旧校舍已不够用。

新旧两栋教学楼之间,朗朗读书声此起彼伏,带着朝气,荡漾于赵庄村。

乡村教育不是一道是非题

中国有句老话:严师出高徒。对于孩子教育的选择,也许无分城市或乡村的家长,大部分都希望能遇上“严师”“严校”或“名师”“名校”。尤其对乡村家长来说,读书几乎是鱼跃龙门唯一的途径,一所名校一位严师,俨然筹码增加不少;同时他们还寄望于学校和老师扮演家庭和父母的角色,管束好留守家中的孩子的德育品行。

面对乡村家长为生计背井离乡的无奈和乡村教育自身资源匮乏,又被寄予除教学外的教育重任,乡村教育只有且行且探索。

曾闻名全国的“衡水模式”,教育界有过趋之若鹜之态。如果不是那名不堪重负的学生纵身一跳,也许还没能唤醒社会对的如斯极致的应试教育模式的反思。

威县人才学校也曾效仿过近水楼台的“衡水模式”,在短时间内学生的成绩普遍提高,在2002年的中考,有23个学生名列全县前100名,并在连续5年内中学升学率居全县第一。这不菲的成绩,得到很多家长的青睐,学生人数猛然增至2000余人,生源不仅于威县,还有别的县城,甚至邢台市区、邯郸市区、石家庄等地。

现供职于某公安局的陈警官,毕业于威县人才学校,当年也接受过“衡水模式”的洗礼。对于我提问的“衡水模式”好还是坏?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跟我讲了这样一番话:“当时父母送我入读威县人才学校是因为它管理严格,教育抓得紧,出成绩。有人在某些不严格的学校,不但没学好,还常逃学打游戏机,甚至交了坏朋友,学坏了。”

威县人才学校的某位老师也曾跟我说过,父母大都希望老师和学校严格点,看管好孩子,因为他们忙于五斗米劳碌而没有时间管教。据悉,威县人才学校的留守儿童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二,非本村学生基本住校,每连续上11天课放假3天。

因此,教育不是一道是非题,尤其是乡村教育,有着无限的变数。

2006年,施行约5年多“衡水模式”教育的威县人才学校,遭遇滑铁卢。“学生招进来的人数多了,但是流失的也多了,每个学期的流失学生达到100人、200人、甚至300人。”杨海亮纳闷,“我们的成绩这么好,管理这么严格,学生为什么还要走?”几番调查之下,才得知学生受不了这高压式的军事化教学。“上学读书就像掉在了一眼枯井里,淹不死也爬不上来,半死不活地受罪。”有些离开的学生如是说。

掌握了问题所在,威县人才学校开始探索如何让学生快乐主动学习起来,于是创新出“3331”模式。所谓“3331”,是基于时间和知识的分配。即:课堂知识通过学生自主学习解决30%、小组交流解决30%、提问展示解决30%,最后由老师点评精讲解决10%。每节课上,老师连续讲解的时间不超过2分钟,整节课讲授时间不超过8分钟。目前,“3331”模式受到孩子和家长的普遍欢迎,且让威县人才学校的成就更上一层楼。

这就是乡村教育,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在遵守相关教育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乡村教育需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他们的诗和远方

然而,对于学生分数的重视,大部分乡村学校还是摆在第一位的。

驻扎威县人才学校几天,我发现其校内校外大大小小的宣传窗口,几乎全是学生的分数排行榜以及考上重点学府的荣誉榜。这对学生来说,是表彰,也是鞭策,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学校对分数的“迷恋”。

除了追求高分考大学,乡村教育的未来应该走向何方?

四川阆中几所乡村学校这些年所作的乡村教育尝试——做朴素而幸福的教育,也许是一种探索。

当越来越多的农民远离他们曾经安身立命的土地后,在地方政策的支持下,阆中的学校却领着孩子们走了进去。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向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惟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也惟独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才能征服自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阆中乡村学校的尝试正是“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劳动教育”,他们带着孩子们亲近乡土文化,开辟菜园,播种种地,学习当地手工艺,开展社团活动,培养孩子们对农村的感情。

如今,阆中乡村学校的尝试颇有成效,几所乡村学校以及办得美丽且富有活力,让我们看到教育对于乡村的价值所在,不仅仅是考大学进城这一个功能。

其实,早在1926年,陶行知就曾尖锐地抨击当时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而今日的乡村教育,这种情形依然存在。乡村教育的城市化取向,使乡村本土知识和乡土文化逐渐萎缩,失去了生存空间,也淡出了乡村学生的视野,割裂了乡村学生对乡村的情感,削弱了乡村学生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以致丢失了宝贵的精神之根。

少一些功利,多一份思考,也许我们就能够发现,在数百幅庆祝威县人才学校20周年庆的师生作品那一幅用谷物粘贴而成的画,虽显粗糙,却有着深深的诗意——

乡村教育还有诗和远方,请珍视! 

上一篇回2016年12月第12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乡村教育的诗与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