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黄嵩龄

未知   2016-11-25 10:10:50

文/ 唐洪森(浙江海洋学院教授)

伍智梅(后排左二)与丈夫黄建勋(后排左一)家人合影。中坐者为黄建勋父母黄嵩龄夫妇。晚清至民国之初,正是命运多舛的中国,处于社会巨大动荡转型之际。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变革大事,都留下正值青壮年的广东才俊黄嵩龄的影子。迄今百余年沧桑,世事轮回,其人、其事、其家族繁衍,更是折射出近现代中国历史渐进演绎的一面侧影。

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王朝继蒙受了两次鸦片战争之羞辱,历练30多年的洋务运动之后,孰料却接连遭受日清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更大的败绩,整个国家和民族危机四伏,内外交困,不亚于太平天国时期所冲击的社会深刻矛盾。

是时,日清战争结果,清政府被逼迫割让辽东及台湾给日本。李鸿章赴日议和割地消息传至国内,群情激愤,尤以“台湾既割,滇、粤垂翦,即及广东” 。遂由梁启超领衔,黄公等广东81名举人联署呈报都察院代奏光绪皇帝,呈请《勿割台湾书》 ,言之切切。同时,黄公还在北京参与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活动。国难当头,作为康有为的弟子,年仅27岁的黄公积极投入维新运动,努力推动社会进步与改良事业。

1897年11月(光绪23年10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光绪朝又一次面临着严重瓜分危机。改良志士康有为乃“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 ,联络各省旅京人士组建团体,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等先后成立。1898年4月12日,康有为倡导并领衔的保国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黄公亦自然名列其内。当年保国会共集会三次,旨在宣传变法图强,黄公则参加了京城保国会第一、第二次会议。而据记载附会成员名单的《国闻报》 ,黄公的名字被该报两次刊登。第一次是光绪24年3月23日,《国闻报》登载了“京城保国会题名记” ,公开刊列京城保国会第一次与会者186人名单,黄公时名黄嵩裴;第二次与会者185人中,仍有黄嵩裴参与。由此可见,维新变法时期的黄公,追随康、梁协助光绪皇帝推行行政的热情。只是维新失败,康、梁外逃,黄公也不得不避入天津英国租界。

1902年12月17日,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恢复办学,黄公以广东省第一名考生身份,入读京师大学堂,为他学贯东西打下了厚实的基础。1907年,黄公成为该校首届优等生顺利毕业。其实,黄公还在求学期间即每每关心时政,时时思虑报效国家。继1904年考取内阁中书之后,1906年更上万言书给宪政编查馆,请求改革现行官制,设置交通部、农工商部,继续变法图强。鉴于黄公在校学习成绩优异,尚未毕业即被选调刚刚成立的清政府邮传部工作。至辛亥革命前夜,黄公任职邮传部电政司主事,并且补授员外、顶戴花翎、加封三品衔,诰授通议大夫,补郎中。这一时期,也是黄公在中央政府平台施展个人才华,锻炼行政与组织协调能力,推动兴办全国电报通讯、邮政业务等现代化事业的良机。所以,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不久,黄公适时提出改邮传部为交通部,此建议被采纳。1912年下半年,交通总长朱启钤呈请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请任命包括黄公在内的22人为交通部佥事(掌管各厅事务,常常兼任科长,但地位略高于科长。),获得袁世凯批准。

黄公的敬业精神,屡获嘉奖。如在1913年6月1日,为表彰有勋劳于国家的特殊人才,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授予黄公等9人为“四等嘉禾章” 。

黄公于政坛上最大的亮点,即是在1918年当选为广东省第二届议会议长,履新职两年。任上极力提倡禁毒、禁赌,无奈时局窘迫,难有作为,似此遗憾。

生逢于晚清内忧外患之时,挺身于末代朝廷国难当头之际,奔走疾呼于庙宇高堂,此乃铮铮侠骨之黄公嵩龄先生也!

晚年的黄嵩龄跟子女的合影,此时他已失明践行实业救国的抱负

苦于国势日渐衰弱、黎民百姓生灵涂炭,近代中国许多仁人志士以实业救国为理想目标,力图使国家摆脱积贫积弱之形象,黄公亦不例外。

辛亥革命之后,桎梏中国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一时全国兴起加快修筑铁路的热潮,当时最具影响的是贯通南北的粤汉铁路段,始于1898年开工。1914年,黄公由交通部调往广州,出任粤汉铁路之广东路段的协理,专事主持修建广州至武昌段铁路,同时兼任交通部谘议。

粤汉铁路实行官督商办体制,由湖北、湖南、广东三省集资筹建,主要通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形式,股票由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总公司发行。1917年10月1日,黄公代表发行方广东粤汉铁路有限总公司落款及盖章的股票正式发行,“招集华股开办广东粤汉铁路”,共881.7562万股,每股实收“广东双毫银伍圆整” 。该股票在章程中特别说明“不收外国人股份”,不得将股票转售及抵押与外国人,足见黄公在家乡的爱国情意和社会影响力。黄公原任期3年,届满时“经向董事局辞职而未蒙允许” ,遂续任2年。

黄公筑路一干就是5年,一心一意想做实事,为国、为社会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但在那个是非年代,仅凭坚守个人品德操行,无论怎样务实努力,都会遇到难以克服的人、财、物管理体制障碍。因此,当铁路从广州修至韶关时,黄公考虑到已经初步达到了筑路计划,便毅然辞职。他在任满离职宣告股东书中,以罗列自身“二十大罪”的方式,愤愤然道出“庸医杀人,庸才误国,庸商误路,因循坐误,实所心痛。”

1920年,黄公携家眷回到北京,出任交通部“汉粤川督办处”秘书兼部内佥事。之后他做的一件值得称颂的事,便是向政府建议利用各国退还庚子赔款进行筑路的举动。

1922年12月20日,英国政府训令驻北京代办,通知中国外交部,因美国等国相继决定退还庚子赔款,英国“亦取类似之策,将庚款用于中英互益事业”。翌年3月,黄公首先呈报中央政府,要求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商请各退还庚款先筑汉粤川铁路”,并且主张先从英、美、法三国之与川汉粤两路历史上有关系者入手,次及其他各国。与此同时,黄公还呈请交通部咨由外交部,酌量要求各国全数退还庚款,具体办法分四项。1924年3月、7月,黄公先后两次向重量级人物“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提议,可咨照政府,要求各国退还庚款直接用来筑路,间接用来兴学,并可专向英国要求退还庚款、先筑粤汉路。吴佩孚遂接受黄公建议,于5月21日致电大总统以及教育部,主张以庚款先修路,再以铁路收入办教育。尔后在黄公的提议下,创立庚款筑路期成会机构,接连刊发本会对英庚款问题第一次(1926年4月4日)、第二次宣言(1926年6月10日),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

可叹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岂能顾及交通事业发展?年近花甲的黄公平生抱负难有施展余地,只好自动去职,南下广州过起寓公生活。一代骄子,就此隐没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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