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对抗日战争的杰出贡献

李晓波 黄小坚   2016-05-08 13:57:42


70年前结束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自救运动,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作出重大贡献与牺牲的恢宏壮举。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海外华侨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并英勇投身于侨居地的抗日斗争行列,为祖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著的功勋。

文/ 李晓波 黄小坚



关于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给予高度的评价。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上回顾这场战争时说:“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抗战期间,国民党方面亦曾屡屡致意海外华侨,云:侨胞自“抗战以来,输财出力,贡献特多”;“在任何一种出钱的事,总是特别踊跃,自动输将,不但从无一次的推诿,而且从无一次冷淡过,每次捐集的数目都超政府预算”,“是一万分的对得起祖国”等等。

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确实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建立抗日团体,在华侨社会中进行抗日动员与组织工作

海外侨社的抗日团体出现得较早,它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不断升级而逐渐发展并完善起来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地华侨纷电国民政府要求抗日,表示“誓为后盾”;同时,自发组织抗日团体,掀起筹赈募捐、抵制日货等救亡运动,并于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时将运动推向了高潮。华北事变后,中国民族危机日趋深重。广大华侨赞同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抗日团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们多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1936年9月20日,法国巴黎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以“联合全欧侨胞,不分党派、职业、阶级、信仰,实行全民团结、抗日救国并增进华侨福利”为宗旨,率先实现跨国家、跨地区华侨抗日团体的统一,救亡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侨社会迅即进行抗日阵容的重新组合,抗日团体星罗棋布,并在短期内实现了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在美国,大致上凡有50个侨胞聚居之城镇,即有抗日救国组织之存在。抗战期间,美国华侨一共成立了95个救国团体,其中尤以三藩市(即旧金山)的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主席邝炳舜)、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和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委员长梅友卓)的规模为最大。以前者为例,该组织既有国民党右派参加,也容纳了美国共产党华人部、万国工人保险互助会三藩市分会等左派团体的代表。其直接统属的分会计有47个,遍及美国西部、墨西哥、中南美洲300余处大小城镇。另外,美洲的加拿大、秘鲁、厄瓜多尔以及其它地区,也都分别建立了统一的华侨抗日团体;在澳洲的悉尼和非洲的模里斯(即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以及南非等地,侨社也都组织了各式抗敌后援会、救国会,担负领导全侨之责。

南洋(即东南亚地区)华侨人口众多,其动员、组织程度如何,对海外侨胞的抗日救国运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1937年8月15日,新加坡118个侨团联合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主席陈嘉庚);接着,马来亚各区也相继成立了筹赈会机构。在此基础上,新马华侨于同年10月10日设立马来亚各区会通讯处(主任陈嘉庚),形成了公开合法的筹赈工作总机关。与此同时,南洋其它地区的侨社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联合抗日团体,其中著名的有: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主席李清泉,副主席杨启泰、薛芬士);(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丘元荣,副主席庄西言);暹罗(即泰国)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及暹罗华侨慈善筹赈会(主席蚁光炎);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等等。东南沿海侨乡沦陷后,南洋惠侨、琼侨、潮侨还自发联合起来,成立了不少以救国救乡为宗旨的区域性的抗日救乡会。鉴于日本侵华战争不断升级、抗战形势日趋严峻,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侨胞更加有效地支持国内军民的对日斗争,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南洋英、荷、美、法、暹45埠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168名代表于1938年10月10日齐集新加坡开会,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副主席庄西言、李清泉)。根据该会组织大纲之规定,其宗旨为:“甲,联络南洋各属华侨研究筹赈方法,策动救亡工作。乙,筹款助赈祖国难民,并倡导集资发展祖国实业,以维难民生计。丙,积极劝募公债,推销国货。”由此可见,南侨总会作为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它所策划、安排的主要工作,是从财力、物力上支援祖国抗战。南侨总会既经成立,南洋各属各埠筹赈会加入者凡87所,其下又设分会千百所;筹赈会内部,汇集了所有各帮派、各行业、各团体组织,领导成员有侨领、社会名流、记者、教师和基层群众的代表。至此,海外华侨继欧洲、美洲之后,又组建了一个跨国家、跨地区的联合抗日团体,从而最终形成了相对集中的三大组织网络,奠定了华侨抗日阵线的基本格局。

捐资输财,从经济上援助祖国抗战

经济支援是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最集中体现,它大体上可分为财力捐输与物力贡献两个方面。前者包括捐款、购买国债和寄返家乡侨汇;后者包括捐献战需物资和投资国内生产建设事业。



陈嘉庚


“中国战鹰”的陈瑞钿


“虎将”黄泮扬


抗战期间,海外侨胞千方百计地为祖国筹措战费,捐款名目十分繁多。有常月捐(月捐),即逐月义捐一定数额的款项;有特别捐,即针对国内新发生某种灾难或急需某种捐助而发起专项捐献;有献金,即利用各种节日、纪念日发动侨众捐款,或以红白喜事、庆功、节约等名义自发捐献。捐款的方式也灵活多样,或摊派,或劝募,或举行文体活动筹款,或开展义卖活动,不一而足。台湾“侨务委员会”根据财政部移送的捐款资料,统计出抗战八年华侨捐款总数超过13亿元国币,可见其数量之可观。此外,华侨通过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保卫中国同盟等渠道捐赠给中共方面的款项,也有一定的数额。

“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陆续向国内外发行救国公债、国防公债、金公债及节约储蓄券等多种债券,总额达30余亿元。为增强祖国抗战能力,海外侨胞踊跃认购,为数至巨:1937至1939年,认购救国公债51150346元、国防公债6265138元、金公债2915880元又22924金铸;到了1941年夏,共购债6.82亿元;截至1942年,购债总额已达11亿元国币之巨,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额的1/3强。这些公债战后国民政府并未偿还,与捐款无异。

侨汇主要是指华侨汇寄回乡的家族赡养费。战时,华侨在开展捐献活动的同时,还“增寄家费以益外汇”,侨汇数额由1936年的3.44386亿元国币猛增至1937年的4.73502亿元国币,此后连年居高不下。庞大的侨汇收入,不仅填补了我国对外贸易之巨额逆差;作为硬通货,它还可被用作发行纸币的基金,起到了巩固国民政府法币币值、维持战时经济的作用。

对于国内紧缺的战需物资,海外华侨也予以大力捐助(包括代金),仅大宗物资即有飞机数百架、汽车上千辆及无数衣服、药品等等。以捐献飞机为例:1937年年底,广东省政府为加强空防,成立广东人民购机抗敌筹募委员会,向美洲、澳洲等地粤籍侨胞募集购机款。短短年余间,即筹集资金约合国币800余万元。翌年,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动海外华侨献机,支持祖国空军建设。南洋华侨热烈响应,仅菲律宾即献有50架,缅甸19架(均以每架10万元国币计)。从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华侨经由水路、陆路运回国内的各种捐赠物品,总数在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华侨捐献物资给中共敌后抗日武装,也屡见不鲜。

另外,还有不少华侨移资国内尤其是西南大后方的工矿、垦殖、金融等行业,创办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侨资企业,从而增强了祖国的经济实力。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华侨总投资额达16亿元国币;此后直至抗战胜利,投资额约为2—3亿元。

巨额的财物捐输,倾注着侨胞的沥沥心血。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为了全身心投入抗日筹赈工作,常年住在总会办事处怡和轩内,不问家事。当时,其企业经营已然滑坡,资金有限,但仍认常月捐2000元至战争终止;每逢捐款购债事,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竭其所能,以为人先。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身患糖尿病,但仍“以领导救运为己任,……为祖国的抗战事业鞠躬尽瘁”,致使病情恶化;弥留之际,犹系念祖国受难儿童,嘱将遗产取出10万美元捐作难童之用。美国侨领司徒美堂以七秩高龄之身,领导纽约全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开展工作,在该会一呆就是5年之久。期间,他坚持每天早上10时上班,到深夜12时才下班,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并且他自己也成为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位华侨之一。爱国侨领能以身作则,中下层侨胞更是慷慨解囊。在加拿大,两位青年华工遥闻推行航空救国捐,立即赶来各捐献1400元积蓄,并表示,因“远离祖国,勿能亲往杀敌,只此区区,实不足报国,但略尽国民天职耳”;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华侨听了航空救国的讲演后,则当场倾其囊中所有的1100美元捐给祖国,只留下10元路费回家,“在场者均为之感极泪下”。荷印坤甸华侨马细旦,“足废多年,不能工作”,平日靠在街坊乞讨度日。得知暴日侵华后,连日爬至市中心“痛陈祖国被难同胞颠连惨状”,“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缅甸仰光女侨胞叶秋莲,把自己一座两层楼房及全部财产变卖,将所得钱款捐助祖国,而自己则削发为尼,过着清贫的生活。菲律宾马尼拉一位5岁儿童叶秀荫,也在祖母的陪同下走进华侨妇女慰劳会,将自己一年节省下的糖果钱约国币800元全部捐出。北婆罗洲山打根埠华侨小贩郑潮炯鬻子助赈、毁家纾难的事迹,尤为感人。抗战爆发后,他曾先后7次沿门义卖瓜子,将所得叻币350元捐给祖国赈济伤难同胞。1940年,其父在老家广东新会被敌机炸死,消息传来,郑潮炯悲愤莫名,抗日情绪益加昂奋。鉴于家贫如洗,助赈无力,乃将一亲生幼子卖给他人抚养,得礼金80元,悉数送交筹赈会,不久,又外出为祖国筹募赈款,走遍新马等地大小百余座城镇,得叻币5800余元,写下“抗战史上侨胞救国之可歌可泣的一页”。事实上,捐助祖国的巨额款项,有80%来自华侨的血汗钱。在抗日救国的崇高精神激励下,许多平素默默无闻的贩夫走卒、老弱妇孺,竟做出了种种感天地、泣鬼神的义捐壮举。

除了捐资输财外,广大华侨还通过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和不合人、不供给运动,削弱日本的经济实力,从而间接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

回国投效,从人力上援助祖国抗战

全面抗战期间,回国效力的华侨数量很多,仅粤籍侨胞就有4万余人;其中,南洋各地约4万人,美洲和澳洲等地约1000人。他们或组团编队回国服务,或三五成群投效军旅,情形十分感人。

华北战事开始后,海外侨社立即行动起来,一批又一批的华侨归国服务团体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征途。这些服务团体规模或大或小,形式更是多种多样:有医治伤患的救护队、输送弹药的司机服务团、报道战况的记者团、宣传救亡的歌剧团,也有从事救济难民和动员、组织民众抗日的各属籍华侨回乡服务团。它们通常由当地侨团或侨界知名人士出面组织,并负责筹集路费及经费;参加各团体的侨胞,多经过严格甄选、短期培训,其中不乏身怀特种技术(如医护、汽车驾驶与维修等)、国内紧缺的专门人才。1939年2月,南侨总会应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的请求,代雇机工(即汽车司机及修理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前往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和西南各省服务。新马、荷印及暹罗等地华侨青年踊跃应募,前后共有3200余人回到祖国。当时,滇缅路是西南大后方惟一的国际运输大动脉,担负着繁重的军运任务。南侨机工克服路险、雨滑、疟疾乃至敌机轰炸等种种艰难险阻,以忘我的牺牲精神为祖国抢运战需物资,平均每日输入量达300吨以上,被誉为滇缅路上的“神行太保”。1942年5月滇缅路运输中断后,这些机工遭“遣散”处理,生活陷入绝境。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报国初衷不改,继续参加力所能及的敌后抗日工作。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富于爱国激情、矢志从戎的华侨青年学子跃跃欲试,请缨杀敌,并有远至万里自动归国者。为满足他们的抗日要求,同时也为培养抗日军中的有用专才,国民政府军委会所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总校及各处分校,都召有数量不少的侨生。有的还设立了专门的培训机构,如华侨班、华侨队等。广西宜山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后迁贵州独山)原设一华侨大队(编制253名),因请求受训的侨生过多,扩编为华侨入伍生团(第五团),可接收侨生1500名。侨生在该校受训两年半后,由军委会军训部分配至各部队担任少尉军职。1937年10月,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曾设立特训班,集训从日本撤回的400余名留学生,该班学员毕业后多派往军中做政治工作。国民政府军委会军训部在福建南平组织的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亦曾“广收海外爱国志士,招考学兵”。此外,另有数以千计的华侨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武装。

在华侨参军参战的热潮中,涌现出无数报国情殷的爱国志士。当时,国民政府侨委会和其它部门都曾接到无数的海外飞鸿,请求介绍、保送回国服务或参军。许多华侨青年还想方设法挣脱家庭的束缚和亲友的阻拦,甚至隐瞒身份回国。参加救护、运输等服务团体的侨胞,牺牲均极惨烈。战后统计,华侨机工原有3900余名,后来仅存1748名,其余均已牺牲、病亡或失踪,损失过半。投效军旅的青年侨胞,也有不少人在前线奋袂杀敌、舍身成仁。例如,美国战时共有200名左右的华侨飞行员服役于祖国空军。其中,有名震中外的战斗英雄、被誉为“中国战鹰”的陈瑞钿,“虎将”黄泮扬;有血洒长空的黄新瑞,以及其他数十位因对日作战或飞机失事而粉身报国的英烈。在中共开辟的敌后战场上,也出现了一批像晋北抗日女英雄李林这样的优秀归侨战士。

维护祖国抗战大局,促进国际反日、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形成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内妥协投降势力抬头,反共磨擦事件频仍。为使来之不易的举国抗战局面不致破裂,广大华侨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海外侨社的讨汪运动开展得最早。1938年10月,南侨总会陈嘉庚从新加坡特地拍电报给行将开幕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提议“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提案后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获得通过,予汪派势力以当头一棒,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汪精卫投敌后,华侨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一封封要求惩汪的函电飞向重庆国民政府。马来亚槟榔屿洪、江、翁、方、龚、汪六桂堂还召开六姓族亲特别大会,宣布将汪逆及江亢虎、江朝宗驱逐出族。针对汪伪政府在海外进行的种种破坏华侨抗日救国工作的阴谋活动,各地侨团普遍采取了收缴、销毁汪伪宣传品等措施,如南侨总会即专门发出通告,号召侨胞“勿为汉奸利用”,“不为妖言所迷惑”,继续为抗日“捐资救难,不达胜利不止”。

对于国共磨擦事件,广大华侨也极为关注。1940年3月-10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回国慰问考察。考察期间,陈嘉庚不辞劳苦地奔波,往返于重庆、延安之间;每到一地,总是不遗余力地呼吁团结抗战。他曾亲笔写信警告蒋介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减缩”。皖南事变后,许多侨领不畏权势,仗义执言。当时从巴拿马、澳洲等地回国出席国民大会的郑华秋、黄襄望等五位华侨代表即向香港报界发表谈话,认为“皖南事变的发生,诚为抗战以来最不幸的事件之一,而且也是最痛心的事”,希望国共两党能“为民族利益的大前提着想”,“开诚布公,放弃一切成见,离开党的立场,寻求解决此事件之途径”。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和国民参政员身份通电国内,指出,“值此敌寇横行,国仇未雪,如又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呼吁弥止内争加强团结。美洲侨领司徒美堂、阮本万、吕超然等还分别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两党放弃前嫌,解决纠纷,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在侨领的带动下,各地侨胞、侨团也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告同胞书,并在华侨报刊上发表社论、短评,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行径。所有这些,都对国民党当局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从客观上支持和配合了中共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而维护了国内团结抗战的大局。

中国的抗日战争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却对日本侵华采取纵容、绥靖政策,“东方慕尼黑”的阴影挥之不去,不仅无助于中国抗战的顺利进行,还对华侨的抗日救国活动造成重重的障碍。为此,各地华侨尤其是欧美侨胞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在侨居地各阶层人士中广泛开展对外宣传和国际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欧洲华侨的对外抗日宣传活动开展得较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已颇具声势。1937年9月,全欧抗联制定出《国际宣传及对内宣传工作案》,其国际宣传计划是“以参加国际民主和平集团、建立集体安全为原则”,具体工作则有:与国际友人合办外文刊物,为外国友人的报刊杂志撰稿或提供消息,印发专题小册子,发表外文宣言或告世界人士书;参加国际团体和国际会议;与国际团体合组中西人士演讲会及群众大会;拟定举行中外茶会和中外聚餐,组织中外团体旅行参观,联络新闻记者等等。1939年4月,全欧抗联还决定组织华侨国际宣传统一委员会,并拟组织欧洲华侨代表团出席国际反战反法西斯侵略大会,向大会提出请求援助中国的方案。美国各大城市是美洲华侨抗日援华舆论宣传的中心。1939年,旧金山设立华侨金星公司电台,以英语对外报道中国抗日的情况,每日广播9小时。纽约华侨筹饷总会规定,每周对外宣传一次,邀请对中国问题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演讲。至1941年夏,该会组织的对外宣传活动达180多次,听众达数十万人。在波特兰,当地华侨于1937年10月成立了救国宣传会。该会在其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共向西人团体宣传演讲66次;放映中日战事电影54次;无线电播音宣传6次;在西报发表抗日论文12篇;印发抵制日货传单3万张;在西报反驳袒日言论及发表抵制日货文字共15篇;印发抵制日货星期报特刊4万张。从采用的形式看,除了上述各种方法以外,华侨还普遍通过演剧、举办抗战图片展等途径进行国际宣传,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各地华侨努力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如争取居留地政府同情中国抗战,予以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援,同时对日施加压力,予以经济制裁或舆论谴责;联合当地人民组织援华团体,举行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发起筹募捐款、抵制日货和阻止军用物资资敌等援华活动等等。当时,欧美等地均成立有众多的“中国人民之友社”及各式援华会、救济会等组织,它们都有华侨代表参加。美国旧金山的旅美中国战事救济联合会尤为活跃,“该会曾促使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禁运军火物质资敌,并得美国人士捐助救济款逾一百万元以上。”1937年,全欧抗联曾组织请愿团赴布鲁塞尔活动,向出席九国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吁请切实援助中国,予日寇以具体有效的制裁。值得称道的是,二战爆发后,南洋英属殖民地的侨胞还开展了援英反德运动,以争取殖民地政府对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同情和支持。正是在海外华侨的影响、推动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美等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态度才逐渐发生了变化,转而积极地从精神上、物质上援助中国,并最终结成了反日反法西斯的国际联合阵线。

抗击日寇入侵,投身太平洋战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此,广大华侨直接置身于侨居地的抗日斗争行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南洋地区是日军攻略的重要目标,也是华侨抗日斗争的主战场。战争爆发不久,新加坡华侨即自发组织了以郁达夫、胡愈之为首的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进行抗敌宣传工作;随后,又成立了由陈嘉庚任主席的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协助英国抗战。总会内设总务、劳工服务、宣传、民众武装等部及保卫团,负责治安救护、群众宣传、雇佣劳工等工作。民众武装部还招募华侨青年组成约1000人的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1942年2月新加坡保卫战开始后,这支义勇军手持殖民当局发给的19世纪旧式枪支,与日军激战多日,表现极为英勇。在菲律宾沦陷前,当地侨团也组织了抗日护侨委员会,开展各项抗敌工作。

日军占领东南亚一带后,对当地人民进行了野蛮的统治。滞留沦陷区的华侨,因其曾从各个方面大力援助祖国抗战,并曾组织武装协助盟军抵抗日军,因而备受迫害。在新加坡、马来亚,日军实行“大检证”、“大肃清”,将数万华侨予以杀害;在菲律宾,有上万华侨在日据期间惨遭屠戮;在东印度群岛、婆罗洲、泰国等地,也曾发生过日军大规模屠杀华侨的事件。不仅如此,日军还采取杀鸡取卵的政策,对华侨社会进行各种超经济的剥夺,如向新马华侨勒索“奉纳金”5000万元,向菲律宾华侨敛取“献金”1000万比索,等等。据战后初步估计,南洋华侨战时财产损失竟高达20多亿美元。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血腥屠杀和大肆掠夺,广大华侨没有屈服。他们勇敢地拿起武器,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新加坡沦陷后,当地华侨包括星华义勇军的战士们纷纷深入敌后,组织抗日武装;其中著名的,有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华侨为主体),有国民党人组织的华侨抗日军及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与英国经济作战部合作组织的“一三六”部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马来半岛广泛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队伍全盛时达1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该军共与日军作战340多次,打死打伤日军3000至5500人,牵制了日军7.8万人的兵力。“一三六”部队则招有百名华侨在印度英军基地受训,曾分20批将49名队员用潜艇和飞机潜送至马来半岛,为盟军收集了大量军事情报。在菲律宾,华侨成立了地下抗日团体——抗日反奸大同盟,组建了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简称“华支”),另外还有国民党方面建立的各种华侨抗日组织。“华支”与菲律宾人民抗日军互相配合,前后作战260余次,歼灭敌人202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940多支,自身也付出了阵亡77人、负伤34人的代价。此外,在东印度群岛及越南、缅甸等地,华侨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在太平洋彼岸的美洲、澳洲大陆,广大华侨也积极行动起来,直接间接地投身于抗日战争。美国华侨参战人数最巨。据美国征兵局的统计,当时在美华侨男性总数不过59803人,但在陆军中服役的人数就有13311名,占华侨男性总数的1/5以上。还有许多华侨参加了美国海、空军。当时,美国商船上有1.5万名中国海员为战争服务。在美空军第14地勤大队,士兵几乎全是华侨,官佐中华侨也达1/3;在第407和555空军部队服役的华侨,亦有260人。更多的侨胞则踊跃参加后方服务,从事生产、救护、慰问等工作。他们都以显赫战功和忘我劳动,赢得了主流社会的赞扬和尊重。与此同时,欧洲、非洲的华侨也开展了保卫侨居地的斗争,从侧面支援太平洋战场。总之,海外华侨在积极援助祖国抗战的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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