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飞走了,从收养到送走,仿佛一场梦

未知   2016-05-08 13:56:46


在这里,我们罗列了6个关于“日本遗孤”的故事。有新闻,但更多的是旧文。因为故事中的主人翁,也许有不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

那是1945年秋天的一个晌午,拉洋车的老赵从长春火车站前的垃圾推里,捡到一个日本流浪小女孩往孤儿院送,恰巧工作人员不在。老赵跟李淑贤夫妇俩说,如果没人收留,这孩子就会饿死。

“那孩子约摸3岁,浑身黝黑,穿一身紫色带花的小和服,饿得都哭不出来了,一双眼睛呆呆地瞅着我们。我再也受不了,一把抱过搂在了怀里。”

李淑贤给孩子取名徐桂兰,小名“带小”,渴盼能给自己“带来”亲生的孩子。此前2年,李淑贤一直没有生育,而造成这个悲剧的,正是日本兵。

1943年,李淑贤随丈夫徐凤山闯关东,从山东来到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满洲国首府新京(今吉林长春)。一次,她拖着五六个月的身孕,到日侨聚居区卖鸡蛋,遭一日本兵驱赶,还在她肚子上狠狠踩了一脚。李淑贤不但流产,而且落下病根,此后再也没有怀孕过。

多年以后,有人问她“绝不忘记的事情是什么”,她回答:“当年日本兵踢了我一脚,我肚子里的孩子被踢掉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可是你竟然又收养了日本的孩子……”

“当时心情是矛盾的,简直不可理解。可是,当我一看见日本孤儿的那小模样,我不收养(她)就可能死了,于是,以前的仇啊恨哪,都忘到脑瓜后边去了。这也许就是咱中国女人的心地吧。”

“带小”并没有给李淑贤带来奇迹,但李淑贤待她就像亲生女儿一样,不仅供她读完了高中,帮她在一家化工厂谋到了职业,还在她23岁时全力操办婚事。李淑贤跟女婿提出,自己就这么一个孩子,拿她又当闺女又当儿子,希望他能过来,和自己一块生活。女婿先是答应了,后来又说单位有房子,还是住那里好。

李淑贤夫妇俩虽然舍不得,但还是给女儿打了两个柜,买了两床被、两床褥子,并在女儿出嫁那天,把家里的煤、大米、白面、土豆、炉钩子,甚至点火用的火柴也送去了。

徐桂兰婚后生下2个孩子,由于夫妻俩都要上班,李淑贤又把大孙女接来,一直抚养到她成家。

李淑贤夫妇为抚养这个曾经敌对国的孩子,在历次“运动”中承受煎熬。一天,居委会来人逼问:“你们为什么要收留日本儿童,你们和日本到底是什么关系?”吓得夫妻俩躲到亲戚家,直到风头过去才敢回家。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从1981年起,在华日本遗孤寻亲活动大规模兴起。徐桂兰和日本的亲人几经辗转联系上后,于1990年带着丈夫孩子返回了祖国。几年后,李淑贤的老伴念叨着女儿的名字去世。

徐桂兰走后,李淑贤的妹妹和妹夫搬来照顾她。此前,相差13岁的姐妹俩很少来往,在老伴去世后,李淑贤更显得孤冷寂寞。她很少和同居一屋的妹妹、妹夫提起收养日本孩子的往事,而且也不许他们不经自己同意就翻看女儿从日本寄来的相片。

李淑贤去过2次日本探望女儿,从小带大的大外孙女也几乎每年回长春看望外婆,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被大海相隔。半夜里,老人会突然爬起来找她们的相片,这一看,下半宿就再也睡不着了。李淑贤说:“睡着了做梦也梦着我的孩子啊!”

那年夏天,徐桂兰回长春看望了病榻上的养母,但只呆了11天。

吉林省民俗学家曹保明这样描写老人的感受:我像一个老蒲棒,春夏我吸足了雨水和养分,我养育了蒲公英。到了秋天,到了成熟的季节,小蒲公英乘风飞走了,飞向遥远的远方。 李淑贤说:这一切,仿佛是一场梦 。

和李淑贤住在一个楼里的高秀英老人,如果还健在的话,今年应该有89岁了。实际上,她已经离开有4年了。她和李淑贤一样,收养的日本孩子山川文武也回国了。除了死前几个月请了个保姆在身边照料,高秀英一直孤零零过着。

山川文武刚从娘肚子里出来没几天,就被父母用军大衣包裹着,遗弃在长春的街上。他被高秀英抱进家门时,双眼紧闭,脐带还缠在肚子上。高秀英给他取名于华春,小名“小狗儿”,因为“狗儿”好养活。此后,高秀英再也没有生育。

于华春读完高中后,当上了工人,娶上了媳妇。1985年,他带着一家人回日本定居了,唯独把养父母留了下来。第二年,养父去世。高秀英就靠老伴每月65元的养老金单独生活。

长春一所高校的学生和居委会的人有时过来帮她打扫、做饭,高秀英清冷的小屋才显得有些生气。

住她对门的关秀兰老人记得,这位大自己2岁的高姐生活很是节俭,洗了菜的水舍不得倒掉,留着冲厕所用;看电视,一定要把屋子里的灯拉灭,这样可以省电。平日里都是粗茶淡饭。儿子只在偶尔回来时给点钱用,而日本,那个她日夜牵挂的地方,她从来没有去过,虽然她曾对邻居说过,她“很想去日本,死在儿子身边也行”。

但她去世时,这个唯一的儿子并不在身边,直到办丧事时,儿子才从日本赶来。

高秀英生前曾对人说:“我老头由于想儿子想死了,我也整日想他,我会一直想到死。”

高秀英是整栋楼里最孤单也是心事最重的老人。每次老人们在楼前的院子里唠嗑,她都是坐一旁沉默着,很少说话。

原吉林省日本孤儿中国养父母救助中心主任李志宏回忆说,头年高老太还能到院子里走动,看着没毛病,第二年秋天就病倒在床上了,“骨瘦如柴”,冬天就去世了。

很多邻居认为,高秀英的儿子如果尽到了孝道,母亲不会这样仓促离去。

90岁的于世芬住在长春城西一座崭新的住宅小区里,她的背驮得很厉害,耳朵也早就聋了。她不能下楼,每天就在居室木地板上慢慢挪动着小脚。如果没有日本养女盐原初美(杜冬梅)和中国女婿林荣的陪伴,老人的余生将格外凄凉。

1991年7月,50岁的杜冬梅带着丈夫和两个孩子回归日本。第二年10月,她就把养父母接到了东京,和自己生活在一起。2004年3月,夫妻俩又在长春购置一套80多平米的新房,终日陪伴养母(养父已逝),好让她叶落归根。

杜冬梅说:“我走到哪,都要把我妈带在身边。”她喊养母,一直不带"养"字。

和绝大多数中国养父母望穿秋水、只能在孤独失落中思念大洋彼岸的养子养女不同,于世芬和养女离别的日子只有1年零3个月。但这段时间对她们来说,犹如漫长世纪。

杜冬梅是瞒着养父母返回日本的,因为怕面对生离死别的痛苦。半个月后,于世芬和老伴就知道了消息。2个月后,杜冬梅收到了养父的亲笔信,大意是“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你们走了我实在想念你们,我们也不缺吃不缺穿,就缺少你们四个人,我们太受不了了”。

这是养父第一次给人写信,没怎么上过学的他硬是用繁体字写了5行,其中一半是错别字。捧着这封信,杜冬梅全家都哭了。

那个时候,他们和其他19户归国遗孤家庭正集中在东京一所学校学习,全靠日本政府救济度日。为了把养父母早日接来,杜冬梅夫妇立即中断学习开始找工作,清扫工、垃圾分类……每天都要忙活10多个小时,林荣在一次骑自行车过程中摔伤,从此瘸了一条腿。

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找日本有关官员,可是根据日本法律,与归国遗孤无血缘关系的人不能直接办理永住手续。他们又急又慌,找政府希望能体谅他们的特殊困难,有时因此还与官员发生言语冲突。

长春这边,受杜冬梅委托的老同事、老同学前来看望于世芬夫妇时,老人每次都要拉着他们的手痛哭一场,“我父亲是从不掉泪的汉子啊,”杜冬梅说。

杜冬梅的努力,终于打动了办事官员。他们答应持续性给她的养父母办理赴日探亲手续。

把养父母接来后,杜冬梅立志"父母在中国没吃到的东西都要让他们吃到,不管这个东西怎么贵".她每个星期都要给养父母做两次清水煮大虾,养母爱吃桃子,她就从桃子上市起,一直买到桃子罢市。

1994年养父的突然去世,给杜冬梅带来无尽的遗憾,因为她没能让养父按照中国传统那样叶落归根。眼看着养母也一天天衰老,杜冬梅夫妇俩在退休后,告别孩子,陪养母一起回到长春,买了一套大房子。他们将等到养母百年之后,再返回日本。

杜冬梅含泪说:“要是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家庭,没有这么好的两个儿子。就是在亲生父母身边也不会有。”

当年,杜冬梅被于世芬抱进家门的时候,非常瘦小,脖子下流着脓水。旁人都劝:还不如养个小猪,养头猪到过年还能杀了,养这个病孩子,可能到时候就前功尽弃了。

于世芬只是说:这孩子太可怜了。第二天,她就抱孩子去医院,做了多次手术才把脖子上的伤口封好。

杜冬梅“永不能忘记”的事情是,一天她嚷着要吃油条,养母没办法,走遍了半个长春,最后用半个戒指换了根麻花。为了把家里仅有的细粮给她吃,一家人包括祖母都吃用酒糟和豆饼掺一起的窝窝头,最后吃得拉血不止。

于世芬供养女读到了大学,做了主治医生,成了家。老人一生再无生育。

可是在日本的亲生父亲那里,杜冬梅就没有得到这样的温暖。她是在写下“今后不得继承父亲财产”的保证书后才准许回国的。她只在首次回国探亲时,在父亲家住了20天,此后基本不再来往。

所以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之前,杜冬梅都要告诉对方:你一定要采访我和中国养父母之间的感情。

杜冬梅既骄傲中国养父母对自己无私的爱,也骄傲自己对养父母的一片孝心。

中国养母关秀兰和家人都认为,他们知道的回国遗孤里,没有谁能做到像杜冬梅那样对待养父母。

在王春英的印象里,也“极少有杜冬梅这样把养父母接到日本长期居住的日本遗孤,更别说回中国长期照料养父母的了”。王是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负责日本遗孤事务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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