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海归”女孩与一所村小的“命运”

钟磬   2016-05-08 13:56:43


文/ 钟磬


王虹迪和孩子们。

是去?还是留?王虹迪纠结这个问题已有一段时间了。她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我是当局者迷,你是旁观者清。你说,我要不要继续推一推这个项目?”王虹迪所说的“项目”,指的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宣和乡培田村进行的“美丽培田小学”项目。上世纪末,培田村小学在“撤点并校”风潮中日渐式微,濒临关闭,苦苦挣扎中得到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支持。学校在与研究院的合作中逐渐恢复生机。如今,项目合约2年就要到期了,研究院是否续约?村小下一步的路怎么走?担任项目当地协调员兼副校长的王虹迪是走是留?还是未知数。一所村小的“命运”兴衰,为何如此牵动这位“海归”女孩?去还是留,为何令她如此纠结?

村小“命运”:耕读文化的兴衰

去采访时,正巧虹迪回东北休假兼到研究院述职,第二天我们从北京同行飞赴厦门。虹迪有东北女孩的开朗、爽直,很快我们就如朋友般毫无距离感,她聊了很多“她的娃”们的事,饱含深情。

“有个小女孩,英语课文没背好,放学后我留下了她,凶了她两句,她就哭了。天瞬间下起雨来,我发愁说没带伞,小女孩突然天真地笑了,露出两颗小门牙:‘老师,我有伞!’眼泪还挂在脸上呢,我就笑话她:‘你应该幸灾乐祸才对啊!’孩子们特别可爱!”虹迪说。

从北京到厦门,再从厦门乘4个多小时大巴到连城县,离培田还有几十分钟车程。虹迪打电话叫朋友开车来接,正是晚饭时分,对方说已吃过晚饭,结果把我们送到培田,虹迪才发现听错了,人家还饿着肚子呢!“这个人情欠大发了!”虹迪苦笑着连连道歉,朋友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神情,笑着开车走了。周边同龄人不多,但滚雪球般一个认识一个,竟也组成了个小群体,有年轻教师,也有乡上的公务员,开车的朋友就是其中之一。“我不会让生活太单调,但是,前提是你先要走出去,主动去跟大家建立关系。”虹迪说。

培田古村位于闽西腹地,苍翠群山护佑着明清客家民居建筑群。苔痕斑驳的古牌坊、苍郁的百年大树、鹅卵石铺就的小道、绕村而流的清澈水渠,户户相连的高堂大屋可以看出其鼎盛时期的气势。

小学位于村南的山坡上。拾级而上进入校园,已经天黑,除了依山而建的“南山书院”古院落之外,还有两幢两层的教学楼。一间教室发出灯光,几位住宿生在上晚自习,看到虹迪出现,孩子们兴奋地问东问西,还“告状”替课的老师把某某同学弄哭了。

培田小学前身,是有508年历史的“南山书院”,是培田村吴姓祖先开办的私塾。客家人重教育,一代一代培田人在书院寒窗苦读、文武兼修、耕读传家,曾培养出238个举人、进士。1906年,培田村第19世祖吴震涛将之改制为现代学制的完全小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下设幼儿园、小学、初中,最多时有257名学生,很长时间都是当地教育的翘楚。

吴美熙老先生是培田村教育界的元老级人物,对村子的历史如数家珍。吴老从小在培田小学上学,教书多年,退休前的8年,被请回了培田小学当校长。退休后,老人一直为培田奔走,每次有领导、学者、媒体等来,基本都由他陪同作答。吴老校长回忆,培田小学的衰落,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与国家“撤点并校”政策同步。

“撤点并校”指21世纪以来,随着计划生育的持续和城镇化的加快,农村学龄儿童急剧减少,许多学校变成了学生少、条件差、质量低的“麻雀”学校。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撤销部分农村中小学,合并到乡镇中心校。这项政策意在整合农村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但是,随之而来的上学路远、校车安全隐患、辍学率回升、寄宿生心理危机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担忧。直至2012 年9月,国务院叫停这了一政策。

吴美熙介绍,2000年前后,培田村小的学生急剧减少,校舍荒芜破败,教师无心教学,操场杂草丛生,十几个孩子,还比不过草丛中觅食的几十只鹅:“真是满目凄凉!”吴美熙感叹。县教育局提出要撤并村小,但遭到培田村委会和村民强烈反对。为了保留这所学校,使村庄的人文血脉延续下去,他们四处奔走,筹集资金,游说生源,寻找支持。

培田小学的苦苦支撑,引起了教育学者的关注。2009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王丽来培田做了调查之后,撰文《一座村庄的教育血脉》,发表在2010年1月的《中国青年报》上,讲述了培田几百年的耕读文化,并对乡土文化断裂衰落的危机提出担忧,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引起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的关注。

2013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由当地政府部门、培田村委会、培田小学共同协商,决定将培田小学纳入县里教育发展统筹规划,培田小学加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实验小学”,按“公办民助”模式恢复重建,这就是“美丽培田小学”项目。

研究院提出规划:用2年时间,通过课程改革和教师培训,提升培田村小的教育质量;调整学校管理;建立村社、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共同治理的多元管理模式;探索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相结合的道路。

寻找人生:“洋支教”与“土支教”

虹迪第一次来到培田,就喜欢上了山村的古朴、宁静。吴校长所说的“不适合年轻人”的乡下环境,虹迪不觉得。晚上她喜欢在村子里散步,仰望夜空的繁星,听流水、蛙鸣、狗叫。回到宿舍,读书、上网到深夜,上午没课就睡个懒觉。

她不像“副校长”倒像个“大姐姐”,宿舍的钥匙常常挂在门上,也不锁,我们在做访谈时,山间突然下起雷暴雨,虹迪想起外面还晒着被子,急忙冒雨冲回宿舍,被子却已经被陈运弘老师替她收回屋了。有一位孩子,看到虹迪周末常常吃泡面,就自己做了饭菜装好饭盒,悄悄塞给虹迪说:“老师,总吃泡面不健康,给你吃我做的饭!”

对志愿支教老师来说,需要适应单调的生活,更要适应当地的水土环境。有些人会浑身长满湿疹,山里雨季,衣服晒不干,有股霉味,下大雨有些屋子还会漏水。不过支教老师们却很知足,上海来的心理咨询师叶继英老师说,培田的条件比他去贵州支教的小学好太多了,尤其是食堂;扬州来的李先锋老师是位画家,下雨过后,他会带着孩子们逮两只小青蛙放到塑料瓶里,让孩子观察、画画。

来支教的原因,既是偶然,又是必然。王虹迪曾在澳洲8年,本科就读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虹迪说:“澳洲留学给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我在寻找什么东西,不仅仅是读书。那8年我一直在想:我究竟在干嘛?我看到很多外国人很小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然后一路努力,很坚定,他的生活让人羡慕,因为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心甘情愿的、投入的、热爱的;而中国留学生大部分要么毕业回家做家里安排的事,要么努力打拼为了在澳洲挣一个身份,谁都没有问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个冲击是很强的,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好多年。”

为此,虹迪读本科时还转了专业,从“会计”转到“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的课程让虹迪有了“洋支教”的经历——跟导师去给非洲裔难民的孩子上课,教他们最基本的英语和算术,三个月的“洋支教”让虹迪接触到不同文化和不一样的人。虹迪说:与难民孩子接触和在培田一样,孩子会感谢你,见到你会笑,用肢体语言表达他的感情,甚至会跟你讲他内心深处的事。这一切令虹迪难以忘怀。

但“文化交流”似乎不是个能养活自己的专业。申请硕士时,虹迪接受现实,选择了“金融”专业。莫纳什大学金融学硕士毕业后,她在一家工程公司得到一份工作。但生活没有波澜、内心的空洞,让她依然找不到状态。父亲叫她回国,到家族的企业做事。但回国没多久,父亲却抱怨女儿不太懂人情世故,冲突之下,看到研究院招聘志愿者,一冲动,就来了培田。

问她:“你选择来培田支教,与澳洲的经历有关?”虹迪说:“是,与孩子在一起的满足感、成就感,让我觉得我可能是在占孩子的便宜。因为在成人的世界里,你很难找到这种满足感,所以,他们给我带来这么多,我总在想,我可不可以留下更多?给他们更多?很急!有的时候真的很急!”说着说着,虹迪的眼睛又泛红了。

她说当初自己只是一腔热情来到培田,只想单纯地上课、教孩子,不触及更深层面的东西,所以只签了一个学期的合同。但半年过后,美丽的乡村,淳朴的孩子,让虹迪难以割舍。更重要的是,对孩子的未来和对学校发展的思考,让虹迪渐渐从一个“局外人”进入了“局内人”的角色。所以,续签合同时,她一下又签了3个学期。

虹迪希望看到他们的努力获得明显的效果。21世纪教育研究院倡导“全人教育”,当初,研究院认为,乡村小学较之城市小学更具有实现的优势。因为,乡村小学有山有水的环境,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提供了有利的教育环境;另外,村小学生人数不多,一个班才十几个学生,更有利于老师与学生互动。但是,虹迪最终发现,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

培田村村民们主要以务农和经商为生,我跟村民聊天,问他们让孩子上学的目标是什么?他们老实地笑了:当然是跳出农门、“脱了谷壳吃米”啦!一位村民这样评价研究院项目的“利”与“弊”:支教老师来后,他们全心全意地爱孩子,孩子们快乐了很多,见识也广很多,这是“利”的一面;但是,孩子们在“杂科”的课上放松了,快乐了,就不再愿意上“主科”了,也不愿意做作业了,成绩上不去,这就是“弊”。当地村民把语文、数学之外的图、音、美、体,包括英语都叫“杂科”,“因为升学不考这些。”虹迪解释说。

对当地教育部门来说,“应试”的硬指标是不能放弃的。那么,如何与学校合作?如何与教育局沟通?如何与村民沟通?“全人教育”的理念又该如何落实在实践中?虹迪的设想,是先保证“主科”成绩以后,再把该开设的图、音、美等课程开全,再把研究院的核心教育理念介绍给学校、老师、家长,调动当地老师的教育热情……

但现实远比理想困难太多。学生的功课成绩,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来基础就薄弱,需要一个过程,但有些村民不理解,他们认为是老师没教好,没有尽心。在这两年过程中,“全人教育”核心理念的传递没达到预期的效果。虹迪说:“因为我们介入不到语文和数学里去,这是他们死守的一个底线。他们要跟教育局交代,跟宣和乡交代、向领导交代,这是不允许有任何差池的。”

重振乡村教育:血脉延续有多难

对于村小的发展,吴美熙老校长比王虹迪更急。用吴校长的话来说,哪怕是当初的科举时代,也是“应试”与“生活”并举,培养的学生,做官、做生意,做手艺,都是能人干将,不像如今“死读书”。当年做校长时,吴美熙带学生上山、下河、种树、种菜,是名副其实的“生活教育”。但如今“谁都怕孩子出‘安全’问题,连爬山也担心出危险!学生们不了解校园外的世界,不懂未来发展需要知识、需要动手的本领,怎么会有学习的动力?!”吴校长说:“我希望,农村的学校没有围墙,能发展个性,让学生成为各方面的有用之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王丽的文章《一座村庄的教育血脉》中,描述了培田村耕读传家、尊师重教的传统。除了“南山书院”的科举教育外,培田村还有丰富的客家传统教育,比如传授农耕技术的“锄经别墅”、传授泥、木、雕、剪、编织等手工艺的“修竹楼”;甚至还有女子学校“容膝居”——教女子绣花、剪纸、制衣、做鞋,以及婚育、持家等本领,这部分乡土教育内容,正是学者呼吁要延续发扬的乡间文化根脉,也是培田作为文化古村的价值所在。

对“美丽培田小学”合作项目,吴校长寄予了厚望。2013年项目实施后,学校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校舍、校门、操场、厕所等硬件设施得到修整、改善、购置了书籍、教具等设备;第二,师资力量得到加强,除了从中心校调来几位老师外,研究院还配备了志愿者支教老师,教师由原来的5位达到了13位;并对教师进行师资培训,丰富了经验、拓宽了视野;第三,增设了音乐、美术、英语、手工、品德与生活等丰富的课程,让孩子们多元发展,快乐成长,也成了把周边村落孩子吸引过来的卖点。

项目实行的第二年,学生人数很快回升。至2014年8月,加上幼儿班,培田小学最高人数达到121人,原来的初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完小。校园又响起了朗朗读书声和孩子们的嬉闹声,显得充满生机。

但是,作为当地的教育专家,吴美熙很清楚,仅仅这些,是无法让一个乡村小学走得好、走得远的。下一步,他希望实现三个诉求,第一,用先进的教育理念,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获得学习的动力;第二,希望研究院对当地教师的培训能有更明显的效果,尤其是“主科”老师,让学生的“主科”成绩得到提升,缓解上级主管部门和家长传统思想的压力;第三,希望研究院能够推行一整套关于理念、实施、绩效考评的制度,激励当地教师成为热心乡村教育的骨干力量。但这些诉求,没有研究院的继续支持,是无法实现的。吴校长希望项目再续约3年,让这些诉求能初步实现。

“如果这个项目两年就结束了,他们撤走了,资金走了,人也走了,学校怎么办?”我问他。吴校长说:“那就半途而废了。”“为什么呢?现在不是学生已经回流了么?”我继续问。吴校长说:“人多不是目的。我希望打造出特色、亮点,不光把培田村100多学龄儿童留住,还要把周边的孩子吸引过来,这是第一;第二,要把这里变成乡村教育改革的一个范例,教育理念上要有大突破;第三,这里要成为乡村教育改革骨干的培训基地。这里的教师,一年、两年、三年以后,到外面去就可以担任校长,能带动一个乡、一个县的教育改革。”

打造一个乡村教育的“黄埔军校”!这是吴校长的宏愿。但是吴校长却不无懊恼地说:“我最后悔的,是当初没把学校管理的主导权交给研究院,正校长应该由他们来当,我们当地老师只做副校长,配合他们。我说了,研究院可以把培田当作一只乡村的‘麻雀’,放开手脚,大胆解剖、研究,以后再培养出十个、二十个、一百个‘麻雀’来!”

吴校长说:“最近村支部、村委理事会换届,新一届负责人应该把培田小学办好教育改革列入一个主要工作目标;第二,我们要在村里完善教育的董事会,保证办学基金,为学校的发展做坚强后盾;第三,一定要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为主导,我们协助,争取县教育局、乡教育局的全力支持。”

老校长的迫切心情,虹迪特别理解。但是,她也强调了研究院的初衷,是希望帮助乡村学校自己站立起来,而不是取代当地的教育。虹迪认为,目前双方的合作遇到了一些瓶颈,如果再继续做下去,肯定双方都需要调整。但到底怎么调整?虹迪没有很好的答案,有点焦虑。

2015年4月,在培田村第四届“春耕节”的“海峡乡村文明论坛”上,来自台湾一所山村小学的林蓉仪校长,分享了将原住民的布农族舞蹈与巴西桑巴舞结合,变成孩子们喜欢的“布农?桑巴”特色课程,并受邀到德国参加音乐节演出的经验,让大家深受启发。但是,怎样借鉴?怎样具体落实?虹迪急于获得答案。

当着记者和嘉宾,虹迪哭了一鼻子:“记者问我,培田以后该怎么发展?我也没有答案。其实我特别希望通过论坛,来了这么多学者、教育局的领导,我们能不能有时间深入讨论,接下去的路该怎么走?很多具体问题怎么解决?但是,好像论坛没有专门安排讨论,大家发完言就结束了,所以我就急了。”

“如果没有上面明确的目标指导,我在下面做什么都是徒劳、无意义的。我希望我的付出有一个结果。但是叶老师笑我:你为什么一定要求结果呢?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一个结果,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虹迪说。

教育思考:公益机构能做什么?

江苏扬州中学特级教师王雄,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也是“美丽培田小学”的项目负责人,数次赴培田,对虹迪的一腔热情和一点点孩子气,有充分的赞赏和理解。他认为虹迪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志愿者,有一颗淳朴的心,会动脑筋、会创新,很有情怀。与各方沟通时,她很直爽,直话直说,道出了很多困难,觉得学校离她的期望还有点远。

王院长介绍,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一直在关注着全国6万所像培田一样的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生存和命运。研究院希望通过“美丽培田小学”这一个案的研究和实践,更清晰地了解乡村的孩子、老师、村民,他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回顾项目,王雄院长说,在汇丰银行的资金支持下,当初制定的目标,基本上实现了,包括硬件设施的改善、学生回流、师资培训、乡村课程的开发等等。“但是,研究院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是促进它素质教育的发展,促进孩子个性的成长,让传统的耕读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让培田小学、南山书院成为村里的文化高地。但是目前看来,实现不了,难度太大!”王雄说。

王雄分析,目前村小虽然已起死回生,但整个乡村教育大环境的困境依然存在:第一,教师薪金偏低,有的甚至不到2000元,年轻的乡村教师流失严重,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希望调离农村;第二,乡村教师年龄偏大,接受的培训比较少。虽然志愿者老师上课能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但是不可能完全替代当地教师;第三,整个“应试教育”评价的大系统,虽然正在改革,但步子很慢。2013年教育部推出了“绿色评价”,根据学生在校时间、作业量、睡眠时间、运动时间等综合因素来评估,但执行起来却很困难。

不过,令王雄欣慰的是,培田项目还是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比如,探索了由当地政府、学校、村民教育自治委员会、公益机构、企业等,多方合作支持乡村教育的范例。对于全国6万所同样面临困境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来说,培田的道路不能完全复制,但多方联动的办学经验是可以推广的。

2014 年11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整合学者、公益机构、基金会、企业、媒体和政府部门的资源,成立了“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联盟的成立,使全国的小规模学校从原来分散的、被边缘化的处境中逐渐走向联合;通过网络平台及研讨会等线上线下活动,推动优秀案例的传播;致力于公益组织、基金会、企业等与小规模学校对接;通过组织培训,让小规模学校教育管理者与教师获得学习与交流的机会,拓展视野。

另外,乡土课程开发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除了支教老师开设的美术、手工、英语语言课之外,项目还出资聘请了3名当地民间乡土艺人,教授二胡、笛子等乡土音乐课程,聘请当地“连城拳”的名家教孩子们练武术。此后,还打算陆续将“工笔画”、“剪纸”、“楹联”、“书法”、“木偶戏”等客家文化引入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当地年轻老师黄小群,受培田元宵节、龙抬头“板凳龙”游龙民俗的启发,结合大学时的舞龙特色课,带领学生创办了自己的舞龙课。她用后山的竹子,扎编起“龙”的骨架,覆上简单的布料,做成简易的“竹龙”,课余时间一招一式教学生们舞龙。2015年的“春耕节”,由小学生们执掌的4条翻飞灵动的“龙”出现在村民和宾客的视野中,赢得一致的赞叹。

对于王虹迪的纠结和吴老校长的迫切,王雄认为,在初期目标达到之后,深入攻坚的瓶颈,就在于教育理念的革新。王雄说:“许多家长包括当地老师认为,语文、数学以外的科目都是‘杂科’,我是最反对的,这也是与当地意见出入最大的地方。我们特别看重孩子艺术的发展,同时阅读也很关键。用艺术、阅读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比考试重要多了!但家长们不认可,因为孩子要升学。”

“我在南京大学一个论坛上,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讨论,我问他:全球这么多学校的变革,最短需要多少年?他说最少5年。我认为,像培田这样的学校,需要10年。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下一步的具体打算,但是研究院一定会继续关注培田、帮助培田。”王雄说。

王雄提到,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传统文化价值的问题。原先的培田古村有着厚实的客家文化基础,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大部分村民已经到县城和大城市定居。村里的古建筑,大多变成了旅游经营。如何把现代旅游、经营,与传统的耕读文化,包括建筑、雕刻等艺术,和习惯、节日、信仰等,与现代教育连在一起?村庄的年轻人、孩子们如何找到自己的价值感?自豪感?对自我如何肯定?孩子们是否得到现代公民素质的培养?困难比想象的大——这涉及到文化重建的问题。

对于虹迪的去留,“我问她,你不找工作吗?你家里人不着急吗?你也不小了。她说她不着急。但我不敢再留她了,为了她个人的发展、前途。担心她爸来找我们。”

王雄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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