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僧有话说 我的受难记

未知   2016-05-08 13:56:38



星云大师专栏
星云大师,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

贫僧近九十年来的岁月,面临生死的边缘,从鬼门关又走回来,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有些也不值得叙说。比方说掉进冰窟,还能自我爬起来,虽是奇异,但也不值一说;也曾骑自行车,从三层楼高的小丘陵,冲到深沟,车子跌得粉碎,人却丝毫无伤,这也不值得一谈。甚至在战争中,枪林弹雨,多少次的死里逃生,好像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贫僧还是有许多受难的过程,在此一说。

童年家贫,这不算什么苦难;军阀、土匪的骚扰,还是一个儿童的我也不懂得害怕;对日抗战,枪炮子弹齐飞,总想不会打中我,也不知道危险。

出家后,受的是打骂专制的教育,但贫僧认为这是当然的教育,也不觉得是苦难。直到十七、十八岁,在栖霞山已经过了七年岁月的我,忽然给师父开除,茫茫前途,不知道何处去安身,这才觉得第一次苦难的岁月真的来临了。

我十二岁出家的时候,师父志开上人只是栖霞山的监院兼律学院的训导主任,到我十七岁那一年,他已经是院长了。做院长的师父为什么要开除我呢?原因是,我童年出生在扬子江边,家门口不远处就是运河,经常戏水,可以说水性很高。出家以后,在栖霞山上,连个池塘都没有,就好比青蛙、乌龟,忽然一下子到了干旱的地方,几乎奄奄一息,真是苦不堪言。

但这还不算苦难,因为我还能活下去。青少年养成好动的习惯难以更改,最初在小型的律学院里,就提倡打乒乓球,虽然受责备,但后来师长也是不了了之。对十七、八岁的青年而言,打乒乓球也不够味道。这时候,同学里有一位师范毕业的青年同学,擅长打篮球。我经常听他讲述打篮球的好处,因为贫僧当时身兼学生自治会的会长,也就想来设计篮球场,鼓励同学打篮球。

篮球场位在栖霞山山门外,场地很宽广,但篮球架、篮球如何取得,就没有办法了。不过,那时候栖霞山寺山上的森林经常有人会来盗伐树木,寺院里有时候会派我们巡山,驱赶这些偷伐树木的乡下人。我在他们身上动了脑筋,把他们盗伐的树搬回来,做成篮球架子,变卖一点价钱,换了框子和篮球回来。就这样,我们开始打篮球了。

栖霞山寺地处偏僻山区,平常没有人来往,在山门外奔跑呐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有一天,不幸师父从那里经过,给他看到了,他认为我在山门外奔跑呼号打篮球,实在有失出家人的体统,一怒之下,集合大众,宣布开除领头打球的我。

但是住惯了七年多的栖霞山,一下子开除了我,我要到哪里去呢?忽然觉得前程茫茫,不知如何是好。不禁感到一个人没有前途、没有倚靠、没有未来,好像宣布了死刑,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离开了栖霞山寺,难道我要去做孤魂野鬼吗?回想起来,这是第一次切身感受的苦难。

后来有幸,进入当时最负盛名的焦山佛学院,两年后,二十岁那年的冬天,忽然对学院的教育制度不满,就从焦山写信寄到栖霞山,要求师父让我回祖庭礼祖。记得有一天晚餐之后,我到院长室要求告假离开焦山佛学院;当时刚上任院长的东初法师,听了我的话之后大怒:“不是期头、期尾,怎么忽然想起要离开焦山?我们有什么对你不好吗?”我千说万说,他都不准假。因为东初法师的辈分很高,他甚至发狠说:“就是你的师父也要听我的话,你怎敢不听话呢?把训育组长现华法师找来!”

训育组长现华法师闻讯很快就赶到了,院长下令:“把这个学生关起来,不要让他离开。”我想到,过去在栖霞山,我不要离开,院长要开除我;如今在焦山,我要离开,院长要关闭我。那时候我也不懂,关闭究竟是不是像闭关一样,是一年呢?三年呢?都不知道,我也好像犯罪被判了刑似的。

不过,我已经得到师父的允准,他要在镇江搭几点的火车,要我赶往会合,准备带我回宜兴大觉寺礼祖。当然,我有恃无恐的跟训导处抗争,什么东西也没有带,身上连路费都没有,在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就到江边叫了渡船送我过江。

船夫倒也好心,虽然才在天将微曦的时刻,他还是摇摇晃晃的带我过江去了。快要抵达对岸的码头之前,好像在焦山这边的码头有人挥手大叫,船夫一听,忽然对我说:“你是溜单的吗?”他以为是焦山的人要他把我带回去。

我内心有愧,但也不敢开口,心想:“这下子真是苦难来临。”及至回到焦山的码头边,才知道,原来是一位老师也想过江,因此叫船赶快回来。那位在家的老师一登船之后,我就理直气壮的责备那位船夫:“你怎么可诬赖我溜单呢?”他连声向我道歉。到了镇江,我登上了岸,赶紧跟师父会合。有关去留,是我感觉到的又一次苦难。

到了祖庭大觉寺,我们的庙是以务农为业,没有香客、没有信徒,只有靠几个工人种田,维持生计。我本来就是农家子弟,回来后,当然投身以农为业,也不以为苦。正在这个时候,宜兴的教育局任命我担任一所国民小学的校长,我觉得非常的意外。我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没有进过学校,也没有看过学校,我怎么能做校长呢?但好事降临到我的身上,机会难得,我不能推辞,于是想办法“做中学”。

从此,我就安住在祖庭大觉寺里,我的理想是一面在大觉寺设立一座农场,办好一所学校,让社会不至于讥讽出家人是社会的寄生虫、分利分子。

但是,幸运的后面,苦难的日子却随之而来。一年半后,尽管白塔山位在穷乡僻壤的地区,白天,因为刚抗战胜利不久,国军经常来巡查,他们一来,我们寺庙里所有的牙刷、毛巾都一扫而空,这也可见得,当时的国军他们很是贫苦。晚间,共产党的游击队前来问我们:白天国民党的军队来这里做什么活动?夹在国共斗争之间的痛苦,生命犹如游丝。听到寺外的狗吠,总是胆颤心惊;有时候半夜得爬到屋顶上,巡看四周有什么土匪坏人,因为据闻我的一位师祖,就是在大觉寺给土匪砍断了双腿。

终于有一天半夜里,忽然十几枝枪对准我的床,把我叫醒。我也不知道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当地的土匪?我双手给他们捆绑起来,走在田间小径,我也不认识那些村庄道路。走了一、两个小时,把我关在一间暗无天日的房间里,里面有近百人,有的人被绑在柱子上,有的人手脚被反绑在地上。

我进到里面的时候,他们原本要用绳索把我吊在屋梁上,有一个人在要吊我的人耳边说了几句话,我才被免掉一些灾难,让我坐在地上。在房子里面,和外面完全隔绝,没有任何音讯,大家也不敢相谈,左右都是监控的人,不知道自己身犯何罪,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和自己有什么冤仇。

一天、两天过去,我记得将近有两个星期,每天都看到两、三个人被叫出去,不是被打得皮开肉绽,用门板抬回来,或者一去就是枪毙不回了。两个星期后的一天,忽然叫到我,把我五花大绑,记得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阳光普照的下午,可是我觉得太阳非常昏暗,好似被绑赴法场,即将要被枪毙的样子。但很奇怪的事情,我一点都没有惧怕,只是感到遗憾,我才二十一岁,在这里即将被枪毙断送生命了。师父不知道,家人也不晓得,人生真是像水泡一样,如《金刚经》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后来,那许多人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屋,里面都是像老虎凳之类的刑具,应该是对犯人严刑拷打的地方。有一位先生约莫三、四十岁,跑来跟我讲:“我们知道你是知识分子,我们也不为难你,你看看这些刑具,一切还是招供吧!”我正要回答他:“我不知道要招供什么。”他忽然起坐,旁边有个人找他,讲了几句话之后,他的态度立刻改变,就叫人把我带回原来囚禁的房子内。

第二天,也没有要保人,也没有问话,就把我放出来了。在门口,有师兄来接我,我想大概这十多天来都是师兄想办法给我迎救,回想起来,他们究竟真正的身分是什么,到了今天,我也搞不清楚。但从此,就不敢在学校担任校长,也不敢住在祖庭内了。在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的春天,我回到了南京。

当时在南京华藏寺,由智勇法师担任住持,我们是同学,情同手足,他一见到我回来,忽然他不要做住持了,要把住持让给我,所以,我在南京华藏寺做过短期的住持。因为那个时候正发生“徐蚌会战”,路边的死尸很多,智勇法师发心做“僧侣救护队”,去收埋路边这许多的死尸。他招募队员半年以后,也招募了一、二百人,共同参加僧侣救护队。但那个时候,忽然有人认为他们的行为不对,怎么可以把不知姓名的人埋葬了,让他们的子孙找不到他们过世的家人?这个工作应该要先接受训练。

但到哪里去训练呢?他们说要到台湾去训练。智勇法师忽然就放弃了组织僧侣救护队的行动。我觉得他的退票不当,因为你邀约了那么多人,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我就说:“你不去,我来去。”当时也有多少人说要到延安大学去读书,有人说要到台湾的国民党那边去。我们年轻,根本就分不清国民党?共产党?因为关闭在寺庙里面,对社会的情况不太了解。不过,在南京,已经由家师接洽他的朋友孙立人将军,因此我就奉师父的命令,拿了他的十二块银元到了台湾。

决定要到台湾的时候,也有人叫我要到延安,我也搞不清楚台湾和延安,也搞不清楚国民党、共产党,只想到要有路可走,就这样,我也糊里糊涂的,在太平轮失事后不久就从上海乘船到了台湾。这是在大陆最严重的一次受难经过了。

我到达台湾,是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的春天,刚过年不久。虽然遇到一些困难,引发我生命的危险,挂单不著,前途渺茫,不过也不算苦难。感谢吴伯雄先生的父亲吴鸿麟老先生帮我办了户口,让我可以留下来,后来居住在中坜圆光寺。记得到了五月的时候,台湾的行政长官陈辞修下令逮捕大陆来台的一百多位僧侣,包括慈航法师、中年出家的黄胪初将军(律航法师),当然我也在其中,那个时候抓起来的大部分不是枪毙,就是用麻袋包起来丢到海底。

我记得我们被关在桃园一个仓库里二十三天,好在是夏天,大家都睡在地上,也不觉得寒冷。靠着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老先生、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以及立委董正之、监委丁俊生等人,为我们奔走呼吁,在白色恐怖的那个时代,我们终于获救了。这应该也算是一次比较严重的受难过程吧!

释放以后,感谢圆光寺照样收留我们,我们就更加勤劳的为常住服务。打水、担柴、拉车、洗刷厕所等,心甘情愿。当时的住持妙果老和尚,大概是欣赏我的勤劳,亲自带我到苗栗法云寺,要我在那里看守山林。我的《无声息的歌唱》那本处女作,大部分就是在那个山上茅蓬里,伏在地上写成的。

后来有机会,受大醒法师之邀,要我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的主任秘书,其实就是一个佛学院的教务主任。我自知没有行政的经验,哪里能做秘书呢?后来种种的阴错阳差,隔了一段时间,我还是到了新竹青草湖灵隐寺,担任起教务主任来了。那个时候,警察不准我们外出,可是佛教会要我们每个星期到新竹市区讲说佛法一次,外出必须要向派出所请假允许才可。其实,说来好听,名义上做教务主任,事实上是化地为牢。

民国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新旧历年间,讲习会迁移到台北,因此我也就得以脱身,离开了新竹,受邀到宜兰讲说《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是一部由日本人森下大圆写的著作,我边学日文边翻译,很受台湾读者的重视,也就一边讲说这部经典了。

那个时候,台湾距离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已有一段时日,社会的“三七五减租”、乡镇长的选举,社会白色恐怖的气氛,已经有所改进了。但是,我在宜兰,经常受警察不断给我骚扰。比方,每个星期半夜叫我起来问话,甚至于弘法时,因为放映的幻灯片上有日文的字样,都受到警告、监视。不过后来,因为对传道的热心,我也把生命都豁出去了,与各地的警察经常捉迷藏。慢慢的,终于为台湾的佛教走出一片天地。当然,其中艰难困苦的辛酸,就不是一、两句话可以道尽的了。

贫僧一生的岁月,在国家、社会里遇到的不平不谈,就是在佛教里受长老们的压迫,虽不能说罄竹难书,也是不只多次了。例如,我为东初法师编辑《人生》杂志,替他赶在交代的前一天晚上,从江子翠走到万华火车站,再到台北转车到北投,下了车,外面正下著毛毛细雨,贫僧怕杂志淋湿,脱下长衫,把它包起来,扛在身上,爬上了山顶,好像已经将近夜晚十一点钟了,发行人东初法师看到了也非常欢喜,就对我说,你很负责任。因为太晚了,也不得办法有交通工具回台北,就留下来,住在法藏寺。

第二天他跟贫僧讲,我中午要请客,你就留下来帮忙招呼吧。对于院长的托付,我当然乐意,就准备餐具布置。但当要吃饭的时候,他忽然叫我,你怎么不到厨房去吃饭?贫僧觉得,这是很大的侮辱,我也做过校长,我也做过住持,我也是现在杂志的主编,连跟你们坐一桌吃饭都不可以吗?好,到厨房去吃饭。

这时经过厨房,看到厨房里面忙的那许多人,贫僧都不认识,实在不好意思进去吃饭,就只有走旁边悄悄的下山。法藏寺的台阶到山下,应该有四百阶之多吧,我好像踏在棉花上,或者走在云端里,怎样走到山下,现在也不复记忆了,但我心中一点怀恨都没有,发愿将来一定要普门大开,欢迎别人来吃饭。

后来在普门寺,真的设了两桌,每天供给往来,不问姓名的人用饭,在佛光山开山最初的时候,一、二十年中,凡是到佛光山的出家人,除了一宿三餐的供养以外,临走的时候,还要给五百块钱红包作为车费。所以后来贫僧很多的事业都叫“普门”,就由此而来。

美国的沈家桢居士邀请我担任“密勒日巴学人奖学金”的审查委员,每次从高雄到台北开会,都有六百块钱的车马费。但是有一次,我认为论文的奖金应该要提高,因为重赏之下,才有人愿意为佛教著书立说,只有三千元,要人写五万字的论文,实在微薄,应该要五万元。

但是主席南亭法师,三番二次的叫其他委员不可以听我的话,并且怪我不可以有如此的建议。因为同样的态度欺压,一而再,再而三,终于让贫僧那时候年轻气盛的火,不能忍耐,桌子一拍,就说:你凭什么倚老卖老!便拂袖而去。自己想来,愧对长老,不该忤逆犯上。实在说,青年僧伽通过这许多长老的言论、思想而能够在佛门生存,实在不容易!正如李敖先生说,中国的老人,不但不肯交棒,还要给青年人当头一棒。

白圣法师以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之尊,三番五次阻碍我出国访问的机会。有一次,越南的禅定法师知道台湾的情况,特地专函邀请我到越南,参与他们的社会福利基金发展会议。当然,中国佛教会也受他们邀请了。

那个时候出台湾,都有会议,要由国民党来随队监视,才可以出去,贫僧知道要出去一定要跟随他们的团体。我从高雄坐夜车,到了台北,正逢他们即将开会,白圣法师一见到我就问:“你来干什么的?”我说:“越南也邀请我去开会,我想来参加会议啊!”他又对我说:“我们大家都不欢喜你,你回去吧!”我一向很有节制,但那个时候,刹那之间,我实在转应不过来,不过我还是忍耐,跟他说声谢谢,就回头了。我走到会场外面来,会议中的立法委员莫淡云女士跑出来说:“你就这样子回去吗?”我说,不这样回去,我又怎么办?我想他也无能为力,我就走到火车站,搭火车回到高雄已经傍晚了。

总上所说,贫僧一生所受的苦难、屈辱、伤害、歧视,也一言难尽。不过,所幸佛门里有忍的修行。忍,不但是力量,而且是智慧,六度里的喜舍、苦行,尤其忍辱,虽不能圆满,在滥厕僧伦中,贫僧也应该够条件做一个出家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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