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山昭子:"我到底是哪国人?"

未知   2016-05-08 13:56:35


“对于我来说,给我生命的母亲的面孔早已模糊,而养育我的母亲的影像却是那么清晰,即使我在日本,而她在中国。田山昭子只是我梦中的一个记忆,孙艳平才是我生命中的全部。”

这是日本遗孤田山昭子(孙艳平)的内心独白。在长春生活41年后,她回到日本,曾把养母曾秀兰接去长住过2年。2003年,大女儿张凌在日本读完博士后返回长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年迈的姥姥。

实际上,这种浓重的中国情结,在日本遗孤群体中非常普遍。他们在日本习惯讲中国话,做中国菜,看央视4套的节目,对中国养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几乎都是心存感激。但岁月的流逝,人情的芜杂,使他们对中国养父母的孝心表达冷热不均,而更多的是双方渐行渐远。

长春的禹桂荣大娘,曾跟回来探亲的养子试探性提出:“娘跟你去!”养子却不哼声。只有一个女儿的禹桂荣认为,在中国是男孩子养老送终,她没人养,就应该跟儿子去日本一块生活,儿子一走,就等于挖了她的心,抠了她的肉。可是直到去世,她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77岁的房桂荣大娘则“黑下就哭”:两年了,(养子)怎么都不来个电话呢?2004年,她在思念中去世。

一些还在世的养父母表示,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接到日本那方面的电话了,“就是在电话里听听他们的声音也是高兴的啊,我们并不要他(她)给我钱啥的。”

这些一生穷苦的老人,对日本养子女的心态很矛盾,既盼望孩子们能多回来看他们,又担心因此耽误了孩子们工作,“在日本赚钱不容易哪!”

记者调查发现,相对来说,有一定文化层次、回国后生活较宽裕的日本遗孤,和中国养父母之间来往要频繁很多。而实际上,回国遗孤大多都来自中国农村以及城市平民家庭,他们在日本的境遇远比归国前想像中糟糕得多。

这些完全中国化了的遗孤,归国时都已进入中老年,大多数人不会日语,工作无法保障,只有靠政府每月四五万日元(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的补助度日,在高消费水平的日本,这些钱只能维持最低日常开支。已然59岁的归国遗孤田中丽子说,自己平时只能买最便宜的东西,连回中国给养父母扫墓的路费都没有。

据调查,在不满60岁的归国人员中,仅有32%的人在日本找到了工作,多是技工、建筑、制造等重体力的临时性工作,工资不及常人的2/3。超过65%的归国者只能申请“生活保护”。在日本,只有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以及无法生存下去的人才接受“生活保护”,申请者往往因此感到屈辱。

根据日本有关规定,这些遗孤归国后,必须居住在其亲属或者保证人所在的地方。由于这些遗孤多出身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好住在农村或者山区,而且住房条件也比较紧张,50平方米左右房子里住着六七口人的现象在日本遗孤中相当普遍。

“日本遗孤返回祖国,大多是为了孩子能有个较好的前程。”长春市外办亚非处处长段华旭说。

但现实的贫困生活,却给遗孤后代的教育造成了一定困难。据《环球时报》报道,这些归国人员的子女能够上到高中的比率只有50%。一些归国者的子女甚至因精神压力过大而患上了忧郁症、自闭症等精神疾病。

另外,这个行为方式完全中国化了的群体,有时还会被当地人认为是“中国人”而遭受歧视。“我到底是哪国人?”这种迷茫而悲怆的情绪在很多归国者中弥漫。

据统计,归国者中对生活的满意率不到1/5,还有1/5的人对返回日本十分后悔,但是他们发现很难回到中国了。

这些已经加入日本籍的遗孤,在中国已经被注销了户口,这意味着他们在中国没有社保和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而要重新加入中国籍,只会比当初加入日本籍更为艰难。

而且,很多归国者悲哀地发现,哪怕只是去中国探望养父母,也是非常的不顺心。因为他们要离开日本的话,日本国政府就会相应地扣去他们本就菲薄的经济补助,离开时间越长,就扣得越多。

在这种政策下,绝大多数归国遗孤回中国的次数越来越少,直至养父母去世。

从2001年12月起,有近2000名归国遗孤向日本12家地方法院先后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这个数字占到了归国遗孤的80%。

他们认为,战后日本政府在认识到存在遗留孤儿的情况下,却未采取任何措施,对此置之不管。回国后也没有提供充分的援助,使他们的生存权利受到了侵害。

“假如没有这场战争,就没有战争后的‘弃民’政策,就没有遗孤和中国养父母之间的这场伟大而凄凉的情感纠葛。中国养父母的孤独和失落,实则是战争给后人留下的长久隐痛。”有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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