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麦子抉择

2017-05-29 00:06:12

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

吴冠中是闻名天下的大画家,这一节,却在于看他当年回国时的艰难抉择。

几多欧美同学,谁选择了他国,谁选择了故国?

后来,谁又在黄金海岸,谁又在烽烟彼岸?

看吴冠中自述:一颗麦子的抉择:

1946年,我和熊秉明、吴文俊、顾寿观、端木正、王道乾、何广乾、朱荣昭等40人考取了留法公费,到巴黎学习。留法公费是中法交换生项目,规定学费和生活费都由法国外交部负责,学费是一次性交给学校,生活费一月付一次,由留学生自己到法国政府领取,生活费每月给八千法郎,当时约合六七十美元,赴英美的留学生每月能领取百十美元,我们留法的学生是最少的,战后法国很穷,黄油都是用的代替品,代黄油,肉也很少吃,食品都要凭票供应。法国政府给留学生提供了很多优惠,吃住都在大学城,很便宜,要是住在旅馆里我们的生活费就不够用了。因为是交换项目,法国也有留学生到中国,这个项目是戴高乐政府主办的,还有一条规定就是旅费由本国政府给付。

留学两年,到了1948年,至全中国解放以后,我们这些不过问政治、只埋头钻研专业的留学生,看到国内政局的巨大变化,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赶出大陆,宋美龄频频飞美国求救,秦庭之哭已徒然,我们持的是国民党中华民国的护照,但是对国民党的腐败我们旱已痛恨,改朝换代的大事岂能不波及每一个中国人。留学生中的大多数和共产党无接触,不了解,但共产党在长江中炮打英国军舰的消息真令我们兴奋,受尽歧视的中国留学生渴望祖国的富强。我们40人中也有表现得非常积极进步的学生,虽然还不是党员,已属党的外围组织,他们积极宣传共产党对留学生热情欢迎的方针政策,响应号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国民党驻法大使馆想镇压和打击留学生的“亲共”倾向,威胁将“亲共”留学生遣返到台湾,扣发路费。巴黎中国留学生学生会挂出了五星红旗,组织我们40名留学生到大使馆请愿,要求发放路费。晚上就睡在大使馆,大厅和办公室的地上、桌子上到处都睡着留学生,法国的天气不是很冷,大使馆提供给我们一人一条毛毯,还管饭,学校有重要的课还去上,大使馆被学生占领了一个多礼拜,使馆里乱成一团,请正在出访的陈源教授来劝说,而我们根本瞧不起这位被鲁迅讽为“写闲话的西滢”的陈西滢。使馆里的参赞及工作人员,识政治大局,知道国民党维持不了多久,暗暗支持我们,给我们送冰淇淋送水和食物。最后,学生胜利了,路费争取到了,那时,三年公费未满,一些进步学生拿到路费便提前回国了。学生会召集巴黎的华侨?庆祝大会,五星红旗下,使馆的官员们起义后与会,当时的驻法大使钱泰,成了光杆的国民党末代大使。

从讲政治角度看,越早回去,越有优势,而我并非最勇敢的先行者。我第一次接触共产党是在巴黎世界和平大会上,共产党委派陆璀(饶漱石夫人)和区棠亮(蒋南翔夫人)二位女同志参加,我也去旁听了,会后,陆、区二位在一家咖啡店里邀请部分留学生叙谈,介绍解放战争的形势和解放区对留学生的政策,希望大家学成归国建设新中国。每个人面临着去、留的选择,其间关键是各人的专业与回国后如何发挥的问题,对生活待遇等等很少人考虑。

其实,当我未回国前,我们,包括所有的同学,在巴黎已多次通宵相互倾吐、分析、讨论回国与否的大问题。我们都热爱自己的专业,不怕为专业而舍身,但对政治,多半不关心,显得幼稚,无知。正当我们生活在被歧视的西方,分外热爱祖国。我们推崇西方先进的文化,奋力学习,但却鄙视媚外心态,自己甚至是带着敌情观念学习的。

回国与否的问题,是人生的重大抉择,将决定事业的前途和人生的命运。对此,我和熊秉明在大学城有过彻夜的激烈争辩,争论的焦点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回国的理由:在国外学艺,技术还未学透,还没有熟练地掌握?应用,再者,技术学到手了,回国却没有用武之地。另外,法国画廊兴旺、艺术信息资源丰富,利于画家生存,建功立业。二是回国的理由:艺术诞生在亲切的感情里,祖国的父老乡亲们是亲人,是艺术的土壤和源泉。更要结合实践,探索和创造表现艺术新境的技法。只恐怕,国内思想封闭保守,艺术前途未卜。而学科技的同学,比较容易抉择,国内进行建设急需先进的科学技术,科技人才回国将大有作为。

矛盾不易解决,或去或留的决定经过多次反复,与熊秉明等人研讨无数回,最后我于1950年暑假离开了巴黎,投向新中国,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自?也踏入了先行者的行列,做了探险者。这之前一年,我曾给吴大羽老师一封信,倾诉我的心情:“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我的心非常波动,似乎有什么东西将生下来。苦日子已过了半世,再苦的生活也不会在乎了。总得要以我们的生命来铸造出一些什么!无论被驱在祖国的哪一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诚地做,不会再憧憬于巴黎的画坛了。暑假后即使国内情况更糟,我仍愿回来。火坑大家一齐跳。我似乎尝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抛弃医学?学习,决心回国从事文艺工作的勇气。”

可能是怀乡情结,故而特别重视梵高的书信中语: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将于此生根发芽,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似乎感到我将在故土长成大树。

1957年反右,一直在回国与否间彷徨的熊秉明,下决心将其居室改名“断念楼”。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仍留在海外的熊秉明在注视着我们先行者的命运:吴文俊在数学上做出了杰出成就固然可喜,而在其他专业里也该是精英的,却遭到各式各样的不幸:学哲学的顾寿观,学法律的端木正,学外国文学的王道乾?人……遗憾的是并未能赋予他们充分发挥才华的机缘,尝尽难言之苦。1980年,熊秉明为我的画集作序言:淹留在艺术之都的巴黎做纯粹的画家呢?回到故土去做拓荒者呢?冠中也曾犹豫过,苦恼过。1950年他怀着描绘故国新貌的决心回去了,怀着唐僧取经的心情回去了,怀着奉献生命给那一片天地的虔诚回去了。但是不久,文艺的教条主义的紧箍咒便勒到他那样的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头上,一节紧似一节,直到“文化大革命”,艺术生命完全被窒息。我们的通讯中断了。他最后的信说:“今生不能相见了,连纸上的细说也不可能。人生短,艺术长,但愿我们的作品终得见面,由她们去相对倾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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